华侨大学教授陈庆妃对话福建社科院研究员刘小新：华人文化诗学何以推动文明互鉴？
【本报特约作者 陈庆妃报道】刘小新研究员的学者生涯从华侨大学起步。1990年代初，大陆高校与海外交流的渠道和机会还不多，华侨大学特殊馆藏——华侨知名人士赠送的书籍——为他开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之旅提供了重要资料来源。对刘小新而言，“华人”不仅是近距离接触的境外学生，也为他的研究创造了特殊的观察位置与视角。多年以后，刘小新倡导“华人文化诗学”正是基于这种情感与知识的积累。
陈庆妃：海外华文文学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起步晚，资料收集不易，研究基础薄弱。相对于“物”的不足，更麻烦的是“人”的沟通存在层层壁垒。由于历史经验不同，学术养成路径不同，中国内地学者与海外华人作家/学者之间的交流常常流于两种极端：一种是“赞美性修辞”的印象式批评，一种是上纲上线的相互不认可。刘老师有不少这样的经历吧，能否谈谈您是如何“介入”这种批评现场的？“海外华人文化诗学”是否有助于跳脱这种研究困境？
刘小新：一定程度上，这两种说法其实都反映了当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我们对海外华文文学书写的意义缺乏真切的理解与同情。
长期以来，华文文学研究一直偏重于对抽象的“共同诗学”的追寻，而多少忽视了对“地方知识”和“个人知识”的具体阐释。“华人文化诗学”这一概念则强调“共同诗学”“地方知识”及“个人知识”的整合，它既重视研究海外华文文学共同的诗学规律，从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人华裔的文学创作中，抽象出海外华文文学共同的、普遍的美学特征；又关注不同地域、国别，不同阶层、性别、个体的文化差异即特殊性。
“华人文化诗学”把海外华人的华文书写视为一种文化政治实践，尤其关注华人身份政治的命题。而我们的华文文学批评界往往有意回避华人政治命题，常常用普泛化的审美模式，取代对华人文本所隐含的“政治无意识”的阐释，取代文化政治的分析。这可能是40多年来华文文学批评缺乏深度与广度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因此，从传统的华文文学批评到华人文化诗学的转换，其实是从对华文文学的纯审美批评转向对华人华裔表征政治的研究。
陈庆妃：马华文学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重镇，这与马来西亚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有关，也与马华作家的创作能力以及马华学者的批评能力相关，马华学者作家化更是有力地激活了创作与批评的互动。学者的代际更替带来批评方法、风格的变化，南来马华学者、马华本土学者、马华旅台学者、马华留中学者各有特色。您能谈谈他们的代际特征以及批评风格的变化吗？
刘小新：20世纪50年代以来，马华文学与批评界经历了几次代际的更替，因而在历史、审美、叙述、语言、风格、技巧上都产生了相应的典范更替与重塑。在与时代共振的过程中，新世代具有了更开放更具包容性的文学心态和文学史视野。
在美学范式上，新世代作家更加追求艺术的丰富性与多元性，往往以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姿态挑战写实主义的正统位置。
在批评范式上，马华传统的文学批评经历了从强调民族独特性论述，到借用后殖民和少数话语理论的文化属性论述的转换。新的马华文学批评力图在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马来西亚国家的辩证对话关系中，确立当代马华文学的文化身份。
陈庆妃：对批评“位置”的警醒，是您学术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海外华人作家、学者之间的分歧、论争，带来的不一定是问题，也可能是激活学科的动力。目前，中国境外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主要力量分别为北美华人学者、台港学者、新马华人学者。蔚为大观的《马华文学批评大系》11卷本，囊括了当下最有批评活力的马华学者。马华学者的研究不仅面向马来西亚文化界，也面向中国学界，旅台马华学者还同时面向台湾学界。然而中国大陆除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学者，其他领域学者较少介入，这是一种不对称的研究。您如何看待目前这种研究不对称的状况？您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中国大陆学派”有哪些期待？
刘小新：我认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中国大陆学派”的未来发展，要在四个方面实现转型：
一是重新认识华文文学的文化政治功能。长期以来，由于华文文学批评受到形式主义的纯审美观念的深刻影响，偏向于以本质主义的“文学性”观念为依据来评判华文文学，从而有意无意地忽视华文文学与政治的关联。这无疑导致了华文文学批评的贫血症，而“华人文化诗学”主张从纯审美研究视域转向文化政治阐释，有助于克服这一不足。
二是重新建立华文文学研究的历史视域与反思维度。进步的华人文学写作必须努力揭示出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努力成为弱势族群争取平等权力的文化代言与美学表达，建构一种能真正有效地反思历史、思想当代和批判现实的能力，真正成为西方人文知识体系内部的批判性少数话语。华文文学研究尤其需要重视这个面向，构建属于这个学科的独特历史感和批判意识。
三是完成从传统的作品概念到文本和话语的观念转换。华人文学批评在研究对象上不应画地自限，应建立开放的文本观念，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定位为华人文本。
四是期待具有跨学科研究能力的学者加入既有的研究队伍，包括现当代文学、文艺学和比较文学学者，还包括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移民问题研究的学者。
陈庆妃：新移民作家是目前海外华人作家中最活跃的群体，他们与国内文坛互动紧密，甚至被誉为中国文学的“海外军团”，纳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视域。新移民文学与当代中国天然的亲缘性带来舒适的阅读体验，但也可能造成对其“海外性”的遮蔽，无法凸显华人海外写作的发言位置，从而弱化了新移民文学的价值。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刘小新：“海外性”是新移民作家非常重要的特征，也是他们区别于大陆当代作家群体的一个重要位置。事实上，“海外性”不仅仅只是一个空间概念，更是思考新移民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视野。
第一，“海外性”是对海外华人的离散生存方式的具体反映，它将海外华人的书写纳入多元互动的文化场域中予以观察和认识，以具体的、历史的视野去观察新移民文学，向他们对自身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的“在地回应”充分敞开。
第二，“海外性”意味着更加开放的视野，展现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与世界建立密切关联、开拓世界性视野的努力和追求。
第三，“海外性”体现了华文文学所具有的文化间性，表征了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与相互影响。这种文化间性、可沟通性强化了中华文明的全球视域，在尊重多元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成为沟通中华文化传统与西方文明的重要桥梁。
陈庆妃：海外华人身处世界不同区域、国家，与不同文明“互嵌式”深度接触，形成不同的交往模式。东南亚属于华人传统移民区，欧洲有比较悠久的汉学传统，北美既有为美国、加拿大的开发做出巨大牺牲的劳工移民，也有数量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随着中国海外事业的发展，南美、非洲也出现不少新的华人移民社群。广阔的移民生活、先侨历史、家族故事都在华人作家笔下得以呈现，您最后谈谈华人作家的海外书写与文明互鉴的关系好吗？
刘小新：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也为我们重新理解海外华文文学写作与研究意义提供了一个宏大视野与文化框架。
首先，华文文学书写为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人文基础。华人迁徙至海外的过程，是中华文明打破民族、国家的界线，与世界文明深度交融的过程。在文明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
其次，华文文学书写体现了中华民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智慧。海外华人在保留自身文化认同的前提下，始终以宽容、和解的姿态处理不同信仰、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矛盾冲突，在求同存异中化解隔阂和分歧。华文文学展现了以对话、合作化解冲突、克服狭隘的文化智慧。
再次，华文文学书写是中华文明开放性、包容性的充分展现。中华文明不是封闭保守的文明，海外华人在海外工作、求学的过程中，一方面展示了自己民族、国家的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在在地化的过程中不断吸收不同民族、国家优秀的文化成果，在与世界文化互相吸收精华、取长补短中，激活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与生命力，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与创新发展。
【个人简介】
刘小新，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文艺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著有《阐释台湾的焦虑》《对话与阐释》等。
陈庆妃，福建松溪人，文学博士，华侨大学文学院、海外华人文学暨台港文学研究中心教授，“海外华人文学理论与批评”方向硕士生导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会理事，泉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监事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华侨华人文学、香港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