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这是我父亲项南喜爱的一副对联，也是他做人的准则和座右铭，更是他深沉家国情怀的真实写照。
老一辈革命家曾赞誉我们这个革命家庭“满门忠烈”，这既是激励，更是鞭策。这个革命家庭的故事还得从我爷爷项与年说起。
“个人生死是小，党的安危事大，还是我去最稳妥。”
爷爷是一名出色的红色特工，我很少见到他，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知道了越来越多他的事迹。
爷爷出生在闽西山区，从青年时代起，他就以改变贫困山区的决心，走出山村、走向海洋。
爷爷在上世纪20年代初就参加了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闽西最早的党员之一。他参加过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他经党组织调进中央特科“红队”，勇敢机智地严惩了出卖革命的叛徒；他在白色恐怖弥漫全国的险恶环境中，穿梭于上海、南京、南昌、香港、天津、西安、北平之间，长期从事地下斗争……
“这一带地形我熟悉，而且当地的方言我也熟，江西客家话我都能讲。个人生死是小，党的安危事大，还是我去最稳妥。”
有人说，爷爷一生最为辉煌的一页，是他在获得庐山会议“剿共计划”这一重要情报后自告奋勇，勇担送情报重任，不惜敲掉四颗门牙，扮成乞丐，日夜兼程，最终穿越重重封锁线，把情报及时送到瑞金，亲自交到周恩来手中。
爷爷送出的这份情报，关系革命全局，成为使红军提前长征的关键情报。
长期的地下斗争将爷爷塑造成一名机智勇敢、沉着坚定、不事张扬、不怕任何困难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一生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无名英雄的赤胆忠心，他用忠诚与信仰铸就了中华民族的一座无名丰碑，用热血和生命锤炼出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跟爷爷一样，父亲的一生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在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无论在多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他始终忠于党的事业，忠于人民，顾全大局，矢志不移。他一生坚持真理，锐意改革，勤政廉政，亲民爱民，始终保持着人民公仆的本色。他严格要求子女及其他亲属，处处表现出一名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1981年1月，63岁的父亲肩负着党中央“尽快开拓福建新局面”的重要使命来到福建。
敢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父亲就是这样的革新者。初到福建，父亲深感于这里的落后，为弥补先天条件的不足，他提出了一系列切合福建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构想，如，大念“山海经”的主张、“以智取胜”发展战略、创造“厦门机场速度”、因地制宜扩大特区……为今日福建的腾飞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父亲的坚定信仰传承于爷爷，他始终保持无私无畏的精神，承诺过的事，他会务求完成，决不食言。作为省委书记，他将率领一班人马，致力于人民致富看成是对全省人民的承诺，为此，无论顶多大压力，也要兑现承诺。不说建设“八大基地”、大念“山海经”、修建机场、引进程控电话这些大政决策，就说为官一任决不贪腐，他也是做到了极致。
父亲对我们严格要求，不允许任何人假公济私。在福建和北京工作期间，有家乡领导和亲友来看望他，他总是无一例外地让他们把带来的礼物带走，或按实价将费用补给他们。有人劝父亲和有关领导说说，为子女安排好点的位置，父亲总是回答：“这由组织上定，让他们自由发展。”
父亲的心里时时装着群众，时时怕脱离群众。我记得他到福建后不久，就取消了省委宿舍的特供小食堂，改成每人在家自己开火做饭，不仅没有了厨师，吃不成现成饭了，连蔬菜肉蛋都要自家提着菜篮去街上买。他说，这样每天到街上去买菜，菜价怎么样，供应怎么样，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他就全知道了。
父亲骨子里就是农民的儿子，从来不讲排场，一身布衣、一双布鞋，就是他的日常着装。他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期间，有一次，为了一个扶贫项目，需要从山西赶到陕西，他没有买到卧铺票，结果就和另一位退休的部级干部一起坐了一路的硬座。
记得当时我们北京的房子是上世纪80年代机关修建的楼房，内部早已破旧了，许多家都在装修，也有不少人主动提出为我家装修，父亲却一直不肯，非说现在这个房子已经很好了，如果你们有钱，可以捐给扶贫基金。
父亲离休后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首任会长，倾注全部精力和心血，呼吁社会并动员有关人士为扶贫事业捐款出力。他生前常教育我们：遇到别人有困难时要尽力帮助。
父亲晚年在医院里，曾和我们细细地算过，他说人一生中真正有机会去做事情的时间是很少很少的，所以他很珍惜能做事的时间，只要人民给了他做事的权力，他就尽力回报于人民。父亲最讨厌那些有了权力，却什么都不做的人。
父亲还是个典型的孝子。作家卞毓方就曾说过：“他每次和我倾谈，中间都要离开几次，走进隔壁房间，向他的老母亲嘘寒问暖。那种母子间的喁喁喃喃，融融婉婉，总令我感慨万千。”
奶奶去世后，我们遵从她的遗愿，想把她送回连城老家，和爷爷安葬在一起。但我们几次提议都被父亲否决了，他说：“如果现在你们回老家修坟，因为我的关系，地方一定会大兴土木，动用国家的资财，会在当地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我们当时不能完全理解父亲的想法，甚至觉得他是不是过于爱惜自己的羽毛，而忽略了奶奶和全家的感受。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是父亲最喜爱的诗词，他常常用它来勉励我们，可以说这句诗词是对我们家风的最好诠释，也是我们一路走下去最坚定的信仰。
“党的工作在哪，家就在那。”
爷爷和父亲还有一段悲欢离合、催人泪下的故事。参加革命后，他们双双改名，天各一方，爷爷听说失散10多年的儿子在安徽青年团工作后，给老战友、时任皖北区党委书记的曾希圣打电话，请他帮忙寻找。当时，爷爷不知道儿子项德崇早已改名为项南，时任团省委书记的父亲接到任务后就在团委开始认真查找，演绎出一幕“项南找项南”的喜剧。
在父亲与爷爷相认的当夜，他就给远在沈阳的爷爷写了一封长长的书信，倾吐父子离别情，汇报自己投身革命的曲折经历。他虽然和爷爷架起了书信往来的桥梁，但因当时双方工作繁忙，一直无暇会面，直到1953年，身为华东共青团工委第二书记的父亲到北京出席全国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他们才在北京会面。
父亲曾向我们说起那次难忘的会面。岁月流逝催人老，近20个春秋过去了，他们模样大变，几乎都不敢相认，还是父亲先叫了一声“爸爸”，才打破了父子间短暂的沉静。他们紧紧地拥抱，高兴和心酸的感情交织在一起，泪流满面。
爷爷虽然消瘦，但神采奕奕，精神焕发。爱好摄影的父亲，马上拿起照相机对准爷爷按下快门，将那既严肃坚定，又有微微笑意的模样，永远定格在相机镜头里。
爷爷和父亲一生都在为党的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着，在他们心里，“党的工作在哪，家就在那”。
“我心中始终藏着那份红”
连城是闽西客家县，有“中原古文化的活化石”之美誉，是客家人祖地之一。客家人突出的品质就是坚韧，特别能吃苦耐劳，无论怎样恶劣的环境都能生存，客家人还有入乡随俗的传统，能很快地适应环境。爷爷和父亲身上体现的客家精神，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一代又一代。
小的时候，我就想着长大后要成为一名军人，成为像爷爷和父亲那样拥有坚定信仰、对党对国家有用的人。1971年，我如愿应征入伍，圆了军旅梦。
韶华光阴，似水流淌，带给我命运决定性变化的是1979年高考。在认真备考下，我顺利考入北京大学分校中文系。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工作。在此期间，我结交了很多朋友，跟他们聊起历史和家中的往事时，他们惊异：这些故事是多好的一个长篇啊！于是，我开始构思《英雄无语》。
“我突然对这个一点也不亲近的爷爷产生了很深的敬意。我要写他，让人们知道和理解这样的人。”经过十多年搜集、查找有关资料，我脑海里爷爷的身影从模糊渐渐地变得清晰。
岁月悠悠，往事历历，每每回忆，每每潸然，胸中浪涌涛翻，腕底自生波澜，我拿起笔，试着描摹他们的面容，一句一情，一字一泪，这样就有了长篇小说《英雄无语》。
2000年，《英雄无语》小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影片通过一个个令人灵魂颤动的红色故事，谱写了那个时代一曲曲革命英雄主义的赞歌，作为献礼建党80周年的重点影片而搬上银屏，荣获了“五个一工程奖”和“华表奖”。
我曾经多次回到客家大山的家乡寻访祖辈父辈的足迹与故事，亦曾数次在南京雨花台的烈士陵园前低垂无语、热泪盈眶，深知先人革命的艰辛与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我带着追寻与梦想走近历史，审视今天的自己：“我们这代人没有像祖辈父辈那样经历过战火生死的考验，时代发展了，但我心中始终珍藏着那份红。”
“滴水可映旭日辉”，爷爷和父亲的“忠孝廉节”情怀，化在一件件小事中。他们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位共产党人、一名人民公仆的真实榜样。
口述人：项小米(项与年孙女，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退休干部)、项小绿(项与年孙子，企业退休职工)
整理人：曾海泉、项铿、石宜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