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挲着爷爷奶奶遗留下来的革命徽章，仿佛岁月的余温仍在指尖缠绕。古朴的书柜里，记录着祖辈们烽火年代的手记已然泛黄，但蕴含其间的革命情怀犹在眼前……
“要把我们的枪杆子和笔杆子结合起来”
我爷爷叫洪椰子。
无论是翻开闽粤边区革命斗争史，还是解放后闽西南社会主义建设史，爷爷的名字总能不期而遇，其60余年的奋斗生涯，最终凝结成了短短几字墓志铭——“海南赤子、人民公仆”。
1914年3月，爷爷出生于广东省海南岛乐会县(今海南省琼海市)。15岁那年，因家庭困难，爷爷只好随着本村人到南洋马来西亚谋生，备受压迫和剥削。
1932年12月，爷爷从马来西亚来到金门，在中药店当店员，并投入到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中。就是在这里，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金门特支宣传委员、金门特区区委书记，带领金门广大盐民，为反抗压迫闹“盐潮”。
1937年10月26日，日军攻陷金门，爷爷按党组织的指示进入厦门，担任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宣传部副部长。厦门沦陷后，爷爷先后率工作队开赴漳州、南靖、龙岩一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8年6月底，爷爷率工作队从龙岩回到漳州，历任漳浦县第二区委书记，漳浦县委宣传部长，漳南工委副书记、书记，平和县委副特派员，闽西南经济工作队支部副书记。
而他的革命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还是1945年调到闽粤边区党委之后，坚持在深山草寮办报的前后5年。
“要把我们的枪杆子与笔杆子结合起来，在军事上向敌人进攻，在政治上、舆论上也要展开强大的攻势。”提到当年办报的初衷，爷爷的想法很坚决。
深山草舍实为贵，一纸党报起风雷。1945年5月1日，筹备许久的边区党委《新民主》报正式出刊。爷爷以此为阵地，以笔杆子为武器，撰写了一篇篇直指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战斗檄文，把党的方针政策送进千家万户。
这份定期出版了五年的《新民主》报，让爷爷成为当时边区革命根据地有名的“红色报人”，更是见证了爷爷和奶奶之间的革命情缘。
奶奶张玉英是与共产党同龄的革命女战士，14岁时成为红三团的一名小战士。因学过电台服务、会刻钢板印报纸，在爷爷手把手的传帮带下，她很快成长为报社的骨干，与爷爷结成一对革命伴侣。
而在黎明前的黑暗里，爷爷奶奶直面了一次又一次的生离死别：为了不给组织增加负担，他们忍痛把自己出生20多天的第一个孩子洪海鸥送给了接头户抚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接回到身边；为了保卫边区党委机关的安全，他们把刚刚出生的第二个孩子藏在山寮的稻草堆上，最终还是在两个月后的一次转移中献出了幼女的生命，成为一名小烈士，名“红婴”……
“人民群众有什么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
从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走向热火朝天的建设时期，爷爷奶奶始终保持革命本色。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服从组织安排，在省直机关和闽西南一带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在闽西，爷爷参加了闽西军民剿匪反霸建政工作，指导完成土地改革和农村农业合作化；在龙溪，他先后担任地委副书记、书记，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参与组建龙溪师范专科学校兼任首任校长(今闽南师范大学)；在晋江，他历任地委书记、革委会主任，高度重视“抓革命，促生产”，兴建山美水库……
伴随着爷爷工作岗位的轮转，奶奶始终相伴左右，长期在龙岩、龙溪、晋江地区从事妇女和党建工作。无论是繁忙的家务，还是复杂的工作，又或是文化学习，奶奶一样也没有耽搁。尤其是当爷爷执意要以身作则、公而忘私时，她总是毫无怨言地配合响应。
“家庭的事永远都有！”这是爷爷的口头禅。在晋江地区工作期间，他曾任“一把手”，却主动拒绝入住当地的“书记楼”，坚持全家老小挤在逼仄潮湿的旧平房里。尽管旁人多次劝说，爷爷仍坚持道：“干部群众还有不少缺房住，我有这样住处，比起战争年代不知好多少倍了。”
然而，古来豪杰谁无情？常常忘记“小家”的爷爷却始终牵挂着老区的乡亲。
每次下到基层，看到老区人民还在温饱线上挣扎，爷爷心里总不是滋味。他告诫工作人员“人民群众有什么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一定要帮助他们解决”。他常常自己率先掏出腰包，为群众解燃眉之急。到晋江地委工作后，龙溪、龙岩一些老区的“五老”还是经常来找爷爷，他总是热情地接待，奶奶也会在临别时备几件衣服、自己掏钱购买回程车票给老乡。
尽管家中还有6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但是爷爷奶奶依然积极照应着老区的乡亲们。
“老区人民是我们的救命恩人。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能站得住，个人之所以能生存，全靠老区人民的支持。当年，他们有的甚至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我们，现在他们有困难，我们省吃俭用也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爷爷的一席话深深地印刻在洪家后辈们的脑海中……
百年的时空流转，变幻的是沧海桑田，不变的是红色基因。对于我们洪家的后辈们而言，“红色”是深入骨髓的记忆，老一辈革命家传承下来的红色家风，既闪耀着曾经奋斗的辉煌，更光照后人，汇聚砥砺前行的力量……
口述人：洪漳明(洪椰子孙子，漳州市委网信办干部)
整理人：吴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