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静
发于2026.7.13总第1243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中国有4亿人玩户外，改变正在发生。最近，莆田刺刀峡谷5人溺亡，泰山架设135公里“刀片网”——两则新闻一南一北，将徒步安全与管理模式问题的讨论推向风口浪尖。伤亡事故与物理阻隔，影响着中国户外的版图。打开户外群，几乎都是同一个话题：又一条经典徒步线路封闭了。有人调侃：“2026年是户外圈最‘安全’的一年。”
深藏于“驴友”地图上的“圣地”，接二连三地关上了大门。4月8日深夜，新疆伊犁昭苏县发布公告，将夏特古道、夏塔大北线等经典线路全线封禁，全县山区严禁任何形式的徒步与穿越。几乎同时，特克斯县的乌孙古道宣布2026年暂不开放。西藏定日县3月也发布声明，关闭珠峰东坡嘎玛沟这条徒步路线。再往前数，鳌太、年保玉则、狼塔……这些被户外人收藏很久的名字都已渐行渐远。
一边是涌向山野的人群空前庞大，嗅到商机的组织者如雨后春笋，五花八门的户外社团在网络上争相招揽；另一边却是可供探索的优质荒野路线急剧萎缩。
封禁的理由并不难理解：频发的安全事故、脆弱生态环境中不堪重负的垃圾与踩踏，以及野奢化带来的管理失控。今年6月初，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显示，2025年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同比增长41.2%。从各活动场域的事故分布来看，山地是事故发生最为集中的区域，全年共记录事故379起，占事故总量超八成。
关停与偷偷进山彼此拉锯，当荒野不再能随意抵达，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户外，该去向何方？这也许不是结束，而是一场关于“如何更负责任地走向自然”的深刻反思的开始。
何为徒步？
今年5月，徒步博主小岩在网上看到了一则消息，云南迪庆香格里拉虎跳峡的“网红”徒步路线正在加装护栏，因此还引发了争议，一些户外爱好者认为这破坏了原生态自然景观，属于人为过度干预。小岩走过这条路，她完全理解这道护栏。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护栏所在的路段虽然看上去比较宽，实则是一段悬崖横切路，有巨大海拔落差。对有一定经验的徒步者而言，这条路线算简单，但对新手仍有隐患——万一不慎走到边缘，或人多拥挤被挤下去，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今年2月，这段路在5天内接连发生两起事故，其中一名8岁男童在虎跳峡徒步时失足坠崖，不幸遇难。虎跳峡高路+中虎跳作为经典路线已经被国内外“驴友”走了几十年，很早以前它只流传在徒步爱好者之间。近几年，因为社交媒体的发达而成为网红打卡景点，也因为这样，很多人放松了警惕，认为这是一条有腿就行的像逛公园一样的路线。一位目睹了男童跌下悬崖的徒步者在社交媒体上感慨，她几次徒步经过这里，经常看到有人为了拍所谓“人生照片”铤而走险走到悬崖边，又或者放任小朋友乱跑不管不顾，令人捏一把汗。
户外徒步在起源之时，确实不像今天这样专业和复杂。现代徒步“Hiking”最早指19世纪60年代在尼泊尔兴起的远足旅行，如今，指所有在山间野外的“越野徒步”、穿越丛林的“丛林徒步”、长距离跋涉的“徒步旅行”，或是结合露营的“远足野营”。如果再向前追溯，这本就是人类最基本的出行方式，人类的祖先徒步寻找栖息地，进行贸易、远征、朝圣或旅行。
今天，徒步已成为户外运动的一个基础种类。中国探险协会理事、户外作家刘团玺打了个比方：“就像田径运动是篮球、足球、网球等所有运动的基础一样。徒步是整个户外运动体系里最基础的一个单元，无论是去攀岩还是去登山，即便对于顶级的‘阿式登山者’(阿尔卑斯式攀登，强调登山者以自给自足形式完成攀登，不使用固定绳索、高山协作与氧气设备)，总要先走过去，才能干后面的事吧。”所以，和其他户外运动相比，徒步的技术门槛最低，距离大众生活最近，容易推广也是普通人最容易接触到的户外选项。
它涵盖范围广泛，最高层面触及高危极限运动，最低又包括亲近自然的休闲健身方式，这让人很容易在心态上忽视风险评估。苏州追悦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张龙已经拥有十几年户外经验，他回忆自己2012年刚开始接触徒步时的经历，几乎是多数“小白”踩坑的代表。
那时，他刚从上海搬到新疆定居。跟着朋友参加了一个采蘑菇的7公里休闲徒步团后，兴趣和信心大增，觉得徒步不难，自己又年轻，希望第二次徒步更刺激、更具挑战性，于是去了新疆天山缥缈峰。缥缈峰海拔3435米，山脚海拔大约2000米，累计爬升高度在1500米。那时他并不知道，这对于一日徒步而言，属于高强度。由于是朋友代为报名，他不清楚活动线路和所需要的物品准备。
登山前，张龙想要轻装前行，就和留在山脚的女朋友互换了背包。“装备不能离身，是户外徒步最基本的常识。”张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今天他已经在户外培训领域工作多年，而那时，他穿着一件短袖就上了山，根本不知道，“海拔每上升1000米，温度下降6度”。没走多久，他就感觉体力不支，和一位大姐远远落在队伍后面，还没到山顶，气温骤降，有经验的队友纷纷掏出厚抓绒、冲锋衣穿上，他实在扛不住，把女朋友包里的花衣服凑合套上——顾不上形象，保命要紧。想找点吃的，包里也没有，好在队友分了他一些。这时天气突变，先是下雨，很快转为小冰雹夹雪。更糟的是，山顶起雾，他和大姐没跟上队伍，选错路线，走到一片碎石坡，边上是悬崖，两人卡在半途不敢动弹。山顶的欢呼声近在咫尺，但他们只能原地等待队友救援。而下山比上山更难，不会控制身体姿势，也没带护膝和登山杖，张龙全身控制不住地发抖。领队见状，给他借了装备。最后，他一步一挪才终于回到山脚，整个人像被抽空，虚脱到几乎散架。
为什么徒步线路不能像滑雪场一样设置出明确的初中高级，便于参与者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张龙感慨，这个问题由户外的多样性造成——它是运动，但又不单纯是运动，它不算旅游，却也涉及部分旅行的元素。有时，它带有探险的属性，有时又更像是大众消遣，它是体育，既有竞技属性也有休闲属性，多种因素混合在一起，即便是户外徒步发展时间比较长的北美，对它的归类也存在阶段性发展的特征。
按不同维度，徒步可以细分为多个种类：短距离、长距离、重装、轻装、高海拔、一日、两日、多日、露营……在不同地区，可能有天壤之别，不同季节，不同时间，难度也许完全不同，还涉及坡度、植被、有无暴露感等多个因素，这还没有包括穿越、雪山、攀岩等技术难度。“我们户外的培训里面有一类课程叫‘风险的识别、防范与应对’，这套系统课程包含很多种类，需要从各个方面去解决。为什么有这么多课程？就是因为户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张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它没办法一刀切。”
徒步之变
户外运动的复杂属性，决定了它独特的魅力，人们看待它的眼光，不断变化着，在不同时间线上，它也见证着不断变化的社会风貌。深圳公益救援队队长石欣在2000年前后开始参与户外徒步和登山，在他印象里，那个时候的户外圈和登山圈可以说完全重合，只要一个人涉足户外运动，他的最终目标就是雪山，而徒步只是为了这个最终目标而进行的准备和训练。“我感觉那时候的人特别有冲劲，玩户外就是为了挑战，大家讲的是极限运动概念，所以那时候山难不少，因为户外爱好者挑战的难度都挺大的。”石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刘团玺进入户外圈的时间和石欣差不多，1999年5月，他带着冰镐攀登了四姑娘山。在这批户外爱好者走进山野之前，被称为探险者的余纯顺、刘雨田、雷殿生已经在荒野里留下足迹。20世纪80年代，一批中国科考者完成了人类首次无动力全程漂流长江和黄河。那个时代的户外没有运动之名，只有探险之实，一个人，一副行囊，与山河对赌。
刘团玺那时是通信工程师，他所看到的户外爱好者，70%—80%和他一样属于互联网从业者，另外那部分，也有先决条件接触互联网，他们是第一批接收外界信息看到户外运动方式的人。他们聚集在新浪山野BBS和新浪旅游论坛，后者也叫“驴坛”，“驴友”这个词就出自这里。
1999年左右开始登山的万科创始人王石，大概算这个群体的最佳“代言人”。因为以挑战极限和探险为目标，第一批户外爱好者不少把生命留在了途中。2000年的玉珠峰山难，广东和北京两支业余登山队共5名队员遇难，他们当中有IT从业者、金融从业者、创业者和医生。2002年暑假，北大“山鹰社”登山队在西藏希夏邦马西峰遭遇雪崩，5名学生遇难。这是当时轰动全国的两起山难。
2005年，正在央视担任主持人的曲向东发起了“玄奘之路”文化考察活动并拍成纪录片，感召了王石、冯仑等商业人物。次年，面向EMBA圈层的戈壁挑战赛推出，首次将门槛极高的百公里徒步带入公众视野，极大提升了徒步的社会认知度。之后，曲向东针对不同人群把“玄奘精神”开发成标准化产品，比如针对青少年的“戈壁成人礼”，针对企业团队的“刀锋领导力实践营”和“创业戈壁行”。徒步开始成为户外运动的重要类型，且面向更广阔人群发展起来。
在刘团玺看来，新世纪的第一个五年是中国户外运动的萌芽期，大家聚集在BBS，仅一线城市有几家户外俱乐部和实体店。2006年之后的十几年时间，伴随着奥运会举办、经济快速发展和互联网普及，户外运动进入蓬勃发展时期。
2010年，一部名为《搭车去柏林》的旅行纪录片播出，收获很高收视率。这趟从北京到柏林的搭车旅程，看着是冒险，其实更像是一次对生活常规的温和反抗。一大批青年在这部纪录片的激发下走出家门，他们意识到，一个背包和一副强壮的身体，就可以走出完全不同的生活。中国背包客文化兴起，爱上徒步的人也在那几年大幅增加，徒步逐渐成为户外运动的主流。
疫情后，人们对自然极度渴望，户外运动因兼具社交距离与身心疗愈的特点，成为刚需。与此同时，社交平台的崛起彻底改变了传播逻辑——精美的风景大片和“人生照片”通过算法快速裂变，将徒步塑造成一种时尚生活方式。这种“内容种草”极大降低了参与门槛，吸引了大量新手涌入。供需两端合力，让徒步在短短几年内，从小众圈层的运动爱好，迅速跃升为大众主流的休闲社交活动。中国探险协会数据显示，2024年参与徒步探险的人数较2020年增长3倍。
小岩2022年第一次接触徒步，最初的目的就像她在一篇推文里写的，“向往广阔的世界，不甘栖身在小小角落”。如今去户外的年轻人，已经不像千禧年的户外人那样，向往极限和挑战，他们并没想完成什么壮举，更多是为了能从原地抽身，给生活开个天窗，走出去。每一次徒步，小岩都觉得和世界、和人产生一种新的链接，因为汗水、缺氧不断剥掉一个人所有的伪装和标签，在路上，大家没有其他身份，只是同路人。
经过短短几年，不仅身体变强壮，小岩觉得徒步已经重塑了自己的性格。以前的她敏感、不自信，认为自己不好看所以很少拍照，做事三分钟热度甚至讨好型人格，山野似乎帮她磨砺出了稳定的内核，“徒步这件事我已经坚持了5年，现在我想到什么事情，都会直接、立刻去做”。她变得自信且热爱分享，社交媒体上，大大方方放出“4500米高原上脸水肿成猪头的自己”“连戴几天毛线帽头发乱成鸡窝的自己”“太冷想靠近火炉结果头发被烧焦的自己”……
刘团玺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自己刚接触户外的那些年，“如果骑个自行车上青藏线或川藏线，沿途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得给你竖大拇指，因为太少见了。而今天，你到318国道去，平均每天都能看到100辆各式各样的自行车”。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2024—2025)》显示，中国户外运动参与人数已经突破4亿。
更远和更野
如此庞大的参与群体，让那些开发成熟的经典线路开始不堪重负，更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探索欲。于是，大家开始越走越远，越走越“野”。目光从成熟的景区步道，投向了地图上没有名字的山脊与河谷。社交媒体上与众不同的“人生照片”和短视频不断推送，更让人们对“小众秘境”的渴望被无限放大。徒步者不再满足于“抵达”，而是渴望“发现”。
这股“越野”热潮伴随着阵痛。一些未经开发的荒野因社交媒体的传播迅速成为网红点，而与之对应的，是救援力量的鞭长莫及和生态保护的巨大压力。人们在追求极致风景的同时，还没有完全学会如何与荒野共处。
几年前，凯乐石培训部副总监杨勇和团队为寻找“中国山地色”，曾到访川西某徒步路线。彼时那里几乎无人踏足。他们发现冰川、冰壁条件极佳，还有一座海拔5000米的冰湖——冬季湖面冰封，像镜子一样映出蓝天和冰川，景色绝美。他们拍了一部片子，在社群和媒体上反响不错。疫情后，随着山地户外热度上升，川西逐渐被更多人看见。
线路开发三年后，杨勇和团队重返拍摄，却发现垃圾遍地。当地村民无力处理激增的游客带来的垃圾，最直接的受害者是牦牛——它们因想要舔食包装上的盐分而误吞塑料，无法消化，最终死在水源地或路边，杨勇和团队沿途看到了三四只死去的牦牛。村民告诉杨勇，游客带来了收入，也带来了生态压力。2025年，杨勇在“重返”计划中加入了垃圾清理内容，并为村民建起了新的回收站。
类似的案例并不少见。社交平台的流量效应，将云南迪庆横断山脉深处的南姐洛推上“徒步天堂”的神坛，蜂拥而至的打卡者让高山草甸被踩成泥地，植被破坏，这个“人间秘境”最终在2024年9月被迫关闭整改。河南南太行山的张沟梯至十字岭一段热门野线，仅2026年“五一”假期就涌入约1万人，步道两侧塑料瓶、零食袋遍地，甚至还有残留气体的卡式炉气罐，清理需专业救援人员系安全绳作业。西藏阿里改则县冰川核心区因徒步者频繁闯入，2026年4月发布封禁令，违规者面临最高10万元罚款。
急速的发展带来的人潮与流量红利也加速了户外运动商业化进程，催生了大量资质存疑的“野领队”和不合规俱乐部，他们在社交媒体以低价、小众为噱头揽客，却在路线勘察、安全预案与环保责任上缺位。海量信息泥沙俱下，参与者难辨真伪。
张龙在各个平台做过不少科普和错误信息修正，例如一些博主在视频里教的：“脚磨破了，垫个卫生巾；鞋子湿了，垫个卫生巾；野外求生，撕个卫生巾点火……”他哭笑不得地说：“如果卫生巾真这么厉害，厂家早就开发户外专用卫生巾了。”但是正规科普的内容常常没有耸人听闻或博取眼球的内容流量大。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户外徒步领域并无统一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最权威的认证，为中国登山协会颁发的山地户外指导员培训证书(2021年前为国家职业资格水平评价类证书)。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信息，此证书由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主管，属于行业内部培训认证，虽非严格意义上的职业技能鉴定证书，但在户外垂直领域具有公信力。其培训大纲、考核标准均由体育总局指导制定，证书可在“中国登山协会户外教培平台”查询验证。其中，初级证书仅授权带队单日徒步，不含露营或多日穿越，中级以上才具备多日活动资质。
不过，这项证书并非担任户外领队的必备条件，户外活动的大众参与者也很少有人关心领队是否持证，更尴尬的是，即便接受了专业培训的持证领队，在实际带队过程中也常面临困境——证书由归国家体育总局领导的中登协颁发，而领队带队穿越过程中避免不了打交道的景区，却归属于文旅部门管理。领队不是导游，景区不认他们的资质。“明明不是做旅游的，但是也涉及用车，多日徒步可能涉及住宿，多多少少又触及旅行的部分。”张龙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结果就是搞户外的人被逼得要有双重资质，成立两个主体，既注册旅行社，又成立体育公司。”户外徒步作为一项极具融合性的运动，其监管体系已明显落后于实际发展。
“徒步越往后面走，胆子会越小”
如今的热门徒步路线，相当一部分是爱好者自行探索的“野路”，以原始风光和挑战性吸引着追随者。在社交媒体上，它们常被标记为“成熟”“入门级”，但这些标签仅意味着曾有较多徒步者走过，在配套设施、路线指引、紧急求救响应和救援效率等关键安全环节上，其实远未达到真正成熟的标准。这类路线分布零散，地方与景区难以及时配套管理，形成了安全盲区。攻略中的“简单”“新手友好”界定模糊，新手徒步者难以据此准确评估自身能力是否匹配。
杨勇这些年没少参与救援。去年9月，他在四姑娘山带队时接到求助——两名违规登山者从岩壁滑坠骨折。9月的四姑娘山，夜晚气温已至冰点以下，还下着雨，他们被困的位置救援难度极大。无人机投送物资也因天黑雨大无法作业。最终上百人调动各种资源，花了24小时才将人救下，所幸没有生命危险。杨勇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遇险者大多栽在同一个问题上：低估了大自然的威力，或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尤其部分“驴友”还无视当地管理规定。
户外环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哪怕是简单的路线，具有丰富经验的老手也一样可能遇到致命风险。石欣记得，近年深圳公益救援队曾救援过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侦察兵。老人对自己极为自信，独自前往深圳七娘山大雁顶穿越，结果迷了路。手机没电后失联，他在山中独自转了6天。虽然侦察兵出身让他具备一定野外生存能力，但被找到时，人已经严重脱水、神志不清，皮肤大面积晒伤。送医后在ICU住了近两个月，命虽保住了，身体却一下子垮了。
每当有这样的消息传出，总会在网络上引起争论，有人认为浪费公共资源的“驴友”应该全额承担救援费用，反方觉得出行是公民正当权利，既然纳税了就应该被免费救援。即便在户外圈内，大家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
石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深圳公益救援队完全自筹资金，收入来源主要是捐款、企业赞助和政府购买服务，每次救援费用都是救援队自己承担，从未向被救援者收费。对于救援的争论，石欣觉得两方都有道理，但也都失之偏颇：“说到底，它是个社会问题——日子好过了，大家自然想走出去，亲近山河，发达国家早就是这样，咱们也到了这个阶段。法律说不让进的地方，比如水源保护区、生态红线，违规了该罚就罚。可如果法律没禁止，人家去了，凭什么说人家错？”
意外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料和完全避免的，其中当然有“自找”的——天快黑了还要上山、装备不合格，甚至穿拖鞋出发的人，石欣都遇到过，但从数据上看，这属于小概率偶发事件，但因为天然具有话题性，所以格外受到人们的关注。在石欣看来，不能因为这个，就否定大多数人亲近自然的正当需求。
近几年，全国多地出台相关规定，对违规探险造成的公共资源消耗作出制度回应。例如，2023年9月修订实施的《江西省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规定：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以及擅自探险、攀岩陷入困境或者危险状态需要救援的，相关组织和机构完成救援后，由游览活动组织者以及被救助人承担相应的救援费用。北京市昌平区、门头沟区在2025年相继出台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明确政府或相关主体可以向被救援人员追偿合理费用。
对于允许徒步但风险较高的区域，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是将救援成本通过保险机制实现社会化分担，通过推动购买户外救援险避免将高额的救援费用完全转嫁给公共财政。例如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NPS)要求所有商业活动持证方(如向导、旅行社)必须购买综合责任险，并将美国政府列为附加被保险人，以覆盖对国家公园资源的潜在损害。瑞士大部分山区的空中救援由非营利组织Rega基金会负责，民众可以每年缴纳会员费，相当于购买了救援服务。
石欣觉得，学习国际通行的做法，推动商业保险是比直接封山更为长期可行的方法。说到底，无论建立起多么发达的城市，人类仍然是自然之子，对于山野的向往埋藏在内心深处。而我们用了太多年去征服、去抵达、去证明自己可以走得更远，是时候好好想一想，如何与这片土地共处。
小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其实“去过的地方越多，在荒野里待得越久，越会敬畏自然”。因为会亲眼看到，只需要一场恶劣的天气，就可以让之前所有的计划作废，仅仅一次小小的失误，就可能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徒步越往后面走，胆子会越小，这是很多户外爱好者共同的体验，不是我们选择了荒野，而是荒野接纳了我们。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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