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管理问题，最近几年成为不少城市在交通管理层面的“心病”。截至2025年底，全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突破4亿辆，且保持年均2000万辆左右的增长态势，但相关问题也不断涌现。
围绕城市治理中的电动自行车管理难题，全国政协委员聂竹青走访调研北京、广州、深圳等多个城市的街头，分析城市治理电动自行车的痛点难点，他建议应健全顶层设计，完善全国统一的电动自行车法律法规体系。
此外，全国人大代表常巨平也建议，制定全国统一的电动自行车有关法律，保障普通人的安全出行。全国人大代表汪勇提出为配送员等群体设立电动摩托车绿色号牌的建议。
违法行为屡禁不止
电动自行车覆盖全国城乡各地，成为群众短途出行的核心交通工具。在聂竹青看来，在快速普及过程中，电动自行车领域秩序乱象日益凸显，闯红灯、逆行、违规驶入机动车道、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严重扰乱通行秩序，直接威胁行人与自身的出行安全，也给城市治理带来严峻挑战，亟待系统性施策解决。
比如，在2026年的第一个星期，广州交警查处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14.9万宗，同比上升60.57%，其中逆行、不戴头盔的查处量同比大幅上升，分别为185.4%、195.8%。
一直以来，电动自行车作为非机动车，各大城市对其交通违章的处罚力度都较轻。比如在很多大城市，对于电动自行车逆行、闯红灯、驶入机动车道等行为，一般采取的处罚措施为口头教育，如果不是第一次违章，则可能罚款5元到50元不等。
在今年地方两会上，四川省人大代表韩华亮等人就指出，当前电动自行车违法成本较低，导致部分车主普遍存在侥幸心理。即使违法被查，口头教育或5元到50元的罚款也难以形成有效震慑，无法遏制闯红灯、逆行等高风险行为，对行人安全构成威胁。
但不少业内人士坦言，目前国内道路交通领域，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机动车的处罚规定更具体、更成体系，而对非机动车的处罚规定则相对原则化，导致在配套制度和执法实践上显得“不够明确”，比如主要惩罚是“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虽然法律明确禁止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等行为，但处罚方式单一，缺乏类似记分的梯度化管理工具。
在聂竹清看来，应健全顶层设计，完善全国统一的电动自行车法律法规体系，统一全国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处罚标准，将佩戴安全头盔、限制违规载人载物、禁止楼道充电等纳入法治化轨道，还应细化违法标准，提高违法成本，形成刚性约束。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业内声音认为，应该根据各个城市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地方相关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
精细化管理要跟上
“可以制定全国统一的电动自行车法律法规体系，设定违法行为处罚的上限和下限。至于某项行为具体多少罚款，则可以根据地方经济水平制定并加大处罚力度，形成一定震慑。此外规定哪些街道限行等问题，则需要地方精细化管理。”聂竹清说。
聂竹清表示，还需采取更多具体措施抑制电动自行车领域的交通违章，比如构建“空中巡查+地面执法+智能监测”的立体化管控网络。部署无人机巡航编队，搭载AI智能识别系统，实现对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的实时抓拍、取证；同时在地面整合巡逻力量与电子监控设备，建立“空中发现—地面响应—迅速查处”的闭环执法机制，缩短违法处置响应时间。
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看来，在未来3年时间里，需要有全国性的电动自行车法律法规。可以通过全国性的电动自行车法规，进一步科学落实新国标。在杨新苗看来，应进一步加强电动自行车的分类，在电动自行车大类中，除了电驱动型电动自行车外，还应有电动助力自行车，分类精细化管理。
值得关注的是，在各地精细化管理实践中，电动自行车除了闯红灯、逆行等明显违法违规问题，超速问题不可忽视，以上海的查处数据为例，2025年在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亡人事故中，有超速行为的占比超过了四成。其中不少又涉及即时配送行业，因为该行业的实际使用需求，超速、违法改装等情况屡见不鲜。
今年，全国人大代表、湖北顺丰速运工会主席汪勇提出研究设立电动摩托车绿色号牌的建议。他表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城市运行和民生保障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末端配送领域，电动两轮车已成为从业人员最主要的生产工具。当前，在实际使用中，合规电动自行车受现行标准约束，在速度、续航、载重等方面与末端配送高频次、强时效、跨区域的作业需求存在一定差距，难以充分满足新就业群体日常配送工作需要。相较之下，电动摩托车在动力性能、续航能力和承载能力方面更贴近现实使用场景，已成为不少从业人员更加认可的车型选择。
所以，汪勇建议国家层面立足绿色低碳发展方向和新就业群体现实需求，研究设立电动摩托车绿色号牌制度，并在国家层面增设电动摩托车专用的绿色号牌制度，顺应绿色交通发展趋势和新就业形态变化，尽快研究建立电动摩托车专用绿色号牌类别，推动电动摩托车管理更加科学、精准、规范。
值得关注的是，与电动自行车不同，电动摩托车在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框架中按照机动车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