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鹏远
发于2025.12.1总第121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梁鸿比从前胖了不少，已经突破了人生的历史纪录。陡增的体重缘于精神压力。过去几年，梁鸿投入了一场新的创作旅程，以当下的青少年心理问题为切口，探知成长与教育中的矛盾、撕扯和创伤。她跑了很多地方，做调查做采访，走进了一个又一个陷在困境里的家庭，聆听他们的哀泣，目睹他们的挣扎。逐渐地，她开始被一种强烈的焦灼感所包围，面对孩子和家长，她关切却同时歉疚于爱莫能助的无力。及至提笔，内心的纠结近乎将她吞噬，经常枯坐整天，一个字写不出来。她不忍反复咀嚼那些沉重的故事，也害怕书写会造成二次伤害，更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准确捕捉悲剧之下隐微而又复杂的因由。
她动过放弃的念头，无数次地接近于崩溃。但她始终忘不掉采访的一个孩子说过，希望自己的故事可以被讲述出来，哪怕多一个人看到，或许也是好的。“这几乎是一个终极任务一样，我要对那些孩子负责，当他们面对我的时候，眼睛特别真挚，如果我不写，就是对这种真挚的背叛。”梁鸿说。
煎熬就这样持续着，直至四十万字终于成形。敲下最后一个句号时，梁鸿把光标拉回到题目的位置，如释重负地打出了“要有光”三个字，那一瞬间，她感觉自己的心里好像也有一束光照射进来。
前所未有的沉重
照进梁鸿心里的这束光，最初来自一个名叫雅雅的女孩。17岁生日那天，她在日记里写下过一段文字：“你有从头再来的勇气，有不被定义的自由。你可以成为任何人，但任何人都无法成为你。别吹灭那光。长大快乐。”这是她送给自己的鼓励和祝福，带着几分希望，又带着几分乞求。
梁鸿喜欢这几句话，也心疼这几句话。雅雅是她在调研中遇到的第一个孩子，当时她在网上发了一张帖子，寻找愿意分享心事的少年，只收到了一条回复，说自己曾因情绪问题休过学，可以跟她聊一聊。
见到雅雅时，她看上去跟同龄人并没有太多不同，中分短发、皮肤微黑，笑起来嘴角会露出两个酒窝，语言表达的能力也很好，讲话非常有思辨性。只是她的眼神之中总能觉察到一丝敏感，影影绰绰，却挥之不散。
当她说起自己的故事，梁鸿才知道，原来她仍在服用镇静类药物，有时还会出现低落和烦躁。此前一年，她确诊为中度抑郁和中度焦虑，最严重的时候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住了二十几天。
雅雅自小就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听话，用功，学习很好。但她一直觉得，自己的青春不过是一个潦草搭建的舞台，演员只有自己，安静得仿佛一场毫无生趣的默剧。初中毕业后，她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周围全是“怪物一样无所不能”的同学，这让她开始萌生出落于人后的恐惧，后来发展到害怕去学校、害怕考试，把自己彻底关在了家里，不敢出门。她变得更加孤独，没有人提供任何支撑，爸爸连医院都没有陪她去过，妈妈则以泪洗面，哭得比她还要厉害。她告诉梁鸿：“我不知道别的父母在孩子生病时是如何处理的，我自己时常绝望于他们的表现。”
雅雅的讲述，让梁鸿动容，也感同身受于其中某种程度的不知所措。尽管不尽相似，但曾经有段日子，她和雅雅的妈妈一样茫然、无助，挣扎在痛苦中。“对我来说，养育孩子是非常重大的事情。我尽心尽力地去做一个母亲，但事情没有想象的简单。很多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和孩子的关系，尽管我好像有很多知识，在如何对待孩子方面却一无所知，也找不到模板。尤其当小孩的自我意识成长，开始表达他的想法时，冲突就发生了。”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就是从那时起，梁鸿开始关注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她跟身边的家长交流，发现各自都有难以逃脱的沼泽，又找来相关的资料阅读，才知道18岁以下的抑郁症率比人们想象的要高出很多。
她还特意去了几次北京的精神科门诊，眼见着候诊区的人一多半都穿着校服，身边跟着父母，彼此之间没有交流，沉默无声地等待叫号。“不到医院不知道，到了才发现那些数据不是假的。你会有一种不可思议之感，青少年的成长现状变得前所未有的沉重。”
2022年，因为工作安排，梁鸿到国外访学。空闲的时候，她会开着车各处走走，一个念头在她心里清晰地冒了出来，她决定要去探寻一条出路，或者即使只是一个解释。她想追问一切到底怎么了，青春的疾病究竟为何会出现，“是不是我们这些成人以及由成人构筑的系统，在哪里忽略了，甚至是残酷‘镇压’了孩子，孩子的身体健康，孩子的创造力，尤其是孩子的精神健康”。
父母并不是完美的
通过雅雅的介绍，梁鸿认识了阿叔。
阿叔是开补习班的，因为第一年教的四个学生就以不错的成绩考上高中而声名大噪，他的补习班成了其所在城市的“差生收留中心”。他的补习班不只管学习，也兼做心理咨询，后来“双减”政策出台，补习的业务基本停掉了，专事情绪辅导和治疗。雅雅休学的日子，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他那里度过的。
一开始，梁鸿并不认同阿叔的一些理念和方式。他说话专断，语调强硬，根深蒂固地认为家长是冥顽不化的，不值得教育也不可能改变。没有人可以反驳他，就算试图沿着他的思路表达自己的理解，讲不到一半也必定会被打断。为此，她经常跟他发生争论。
不过随着接触的家庭越来越多，她慢慢地开始理解他，明白了他的固执与愤怒其实是日积月累的无奈和叹息。因为补习班里的孩子们，背后几乎都有着失位的父母。
小夏是阿叔早些年接收过的一个女孩，已经大专毕业，在一家旅游公司担任分店店长。偶尔，她会回来请阿叔吃个饭，跟他讲讲最近的工作和生活。如今的她在阿叔面前无话不谈，当初却并非如此。
她13岁时来到补习班，算是最难管的孩子之一，完全无视纪律，经常在课堂上站起来就走，去教室外抽烟。阿叔批评她，她不服，背上书包跑去喝酒。爸爸追到了酒吧，一把将她掀倒在地，用脚死死踩住她的头。那之后，她的情绪更加不受控，随时骂人打人，在地上打滚，后来几次企图跳楼，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阿叔把她接了出来，又陪了她将近一年。那一年，她就住在补习班，跟家庭完全隔离。这是阿叔开出的“药方”，因为她的症结就在于父母。小夏的父母都觉得，是对方把孩子教坏了。
敏敏的情况跟小夏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梁鸿很喜欢这个女生，长得好看，眼睛里透着灵动，补习班的孩子们里，她跟她交流得最多。敏敏讲话的声音永远是轻柔的，而且对自己及他人都能准确地辨析，有着一种超越年纪的成熟和与经历极不相称的平静，只有在不经意露出手腕上纵横交织的疤痕时，才让人惊觉她原本受过难以想象的伤害。
她的爸爸妈妈关系一直不好，经常吵架、动手，以致终于分居、离婚。敏敏就像是他们错误婚姻的一个多余产物，谁也没有真正去关爱过这个孩子。妈妈常年家暴她，她向爸爸求救，得到的回应只是“你们俩的事情你们俩处理”。“我觉得他们都离我很远。”她对梁鸿说。
在这种状态下长大的敏敏，很早就厌学了，于是初中时，爸爸把她扔到了一间以严格著称的超级中学里。她反抗，逃跑、割腕、喝洗衣液，乃至吃下了89粒药片住进ICU，得到的却始终是忽视和冷漠。
听着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梁鸿无法不推翻自己固有的一些想法，无法不重新审视某种习以为常的观念：“父母爱孩子这种话实际上让我们推卸了太多责任，遮蔽了太多问题。父母并不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有限的。我们没有那么伟大，我们的爱没有那么宽广，对待孩子，我们是有条件的，甚至是残酷的。”
以爱之名的伤害
在中国的教育版图上，海淀汇聚着一众顶尖学府，不仅有大学，也包括中小学。这里集中了最优秀的一批学生，也集中了最想让自己孩子成为天之骄子的一批家长。曾经，梁鸿也是这里的一员。
她出生在河南农村，就是后来因为她的书写而知名的那个梁庄。少年时，上学是她最大的追求、最光明的出路。27岁那年，她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毕业后进入高校任教，就此与海淀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后来她有了自己的孩子，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位海淀妈妈。
像很多父母一样，梁鸿对于孩子也抱有极大的希望。她至今记得，孩子初中有一次数学考了89分，那是他最好的科目，从来没有低于过90分。去接孩子时，她一直告诉自己不要问分数的事情，但到底还是没忍住，然后那天回家的路上，孩子再没有跟她说过话。
写作《要有光》的过程中，梁鸿时常想起这件小事。她依然自责，同时也略有庆幸，无论如何，她和孩子都没有发展向极端，尽管磕磕绊绊，终究穿过了成长的沼泽地。而就在她的笔下，一些妈妈和孩子却陷在了其中。
小健、吴用和李风都是标准的中产家庭的孩子，因为三个人的妈妈是闺密，从小一起长大。小健和吴用从幼儿园开始接受的就是“鸡娃教育”，所有的节假日几乎全被占用，不是奔波于各种培训班之间，就是被拽着出门旅行，增长见识。然而高中以后，两个人都发生了一些状况，小健逃学，高考时失利，吴用都没坚持到高考，他被诊断出了重度的抑郁和焦虑倾向。
变故出现的时刻，两位妈妈都哭了，现实击碎了她们的骄傲和憧憬。但哭过之后，她们又仿若大梦初醒，意识到失败所在：自己太过焦虑，也太过虚荣，遵循着单一的功利模式教育儿子，没有和他们产生真正的联结，没有关心他们的感受与思想。在三个家庭的一次聚会中，小健妈妈说：“我们是以爱之名，做很多错误的事情。”
当小健妈妈和吴用妈妈渐渐走出阴霾，李风的妈妈文莉却还在困扰。她的儿子是三个孩子里最糟糕的，小健决定出国读书，吴用考了大专，自己还钻研数学和哲学，李风则什么也不想做，他对任何事都没看法、没兴趣，休学在家就反锁房门，窝进房间里不出来。甚至梁鸿发现，这个孩子连普通的沟通都很困难，似乎缺乏某种必要的情感反应：“他离你很远。他孤零零地待在那里，切断和一切事物联结的可能。”
其实和小健、吴用的轨迹不同，李风学习一直不好，但从来不被要求成绩，课余时间依然可以随意疯玩。文莉奉行所谓“快乐教育”，小学、初中、高中帮他挑选的都是直升类学校，没有考学压力，也不追求他一定考多好的大学。
可事实上文莉并非真正的宽容，她在学业上放手，生活中却“代劳”一切，替孩子表达、替孩子决定。她和李风，永远是一方在密集地输出，另一方持续地沉默。而且直到李风的问题爆发，她才道出了隐秘的想法：她看不起他——“我就是不喜欢弱者，哪怕是我的儿子。这就是我的价值观，我也控制不住自己”。
如此直白的袒露震撼了梁鸿，它如此残忍，却又如此真实。“稍微反省一下自己，就会发现，我们或许都是文莉。”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个时代对成功有一种迷信和窄化，我们每个家长都被由来已久的成功学绑架了，并且在成为一个推手。父母是最主要执行者，并且无形中是执行得最坚决的一环。”
思维的觉醒
很多年前，梁鸿在《中国在梁庄》里也写过很多孩子。那时她只是把他们当作了乡村图景的一部分来描摹，用来呈现故乡的一种现状与命运，现在才意识到，其实那些孩子很可能同样有着许多心理问题。
所以这一次调查，她特意找到了一个县城，借以了解一、二线城市之外，规模最庞大的那群孩子。结果她发现，那里的情况更加复杂。
在县教体局的心理服务中心，梁鸿见到了一块巨大的电子屏，上面显示着全县中小学生的抑郁情况。近些年，县里的未成年精神问题逐步增加，几乎都是留守儿童。与此同时，乡镇中学正在变少，教育资源高度倾斜县城，并且倾向于办超级中学，一些有能力的家长还会想办法把孩子送到邻县或省会的更好的学校。所以，大量的留守儿童要么在仅存的乡镇中学混日子，要么在拥挤的超级中学里，在严苛的管理下过寄宿生活，于是家庭教育长期缺位的影响，伴随着巨大的学习压力，也容易迅速引爆情绪炸弹。
在县里，梁鸿见到了这样一些患上心理疾病的留守儿童。“每一个生命的成长过程都是非常艰辛的，最大的艰辛就在于没有人倾听。如果每一个人在少年时代都能被听到，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折磨。”梁鸿说，就在前段时间，她还看了一条短视频，一个人说自己从小跟着姥姥生活，爸妈一年回来一次，后来他们又生了一个孩子，一次也不见得回来了，以至于现在他已经40岁了，无法开口叫爸妈。“他说留守儿童是一个时代的创伤，也是他个人的创伤。他已经做了各种各样的心理建设，但他依然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缺失。”
“孩子们太累了。我们的教育把孩子变成了一个工具。难道这是我们唯一的教育方法吗？”梁鸿感慨。她手机里存下的采访录音就有几百个小时，实在无法尽数安放。“一本书不可能把所有材料都写上，即使这样你也触及不了世间所有的人。那么到底怎么取舍，这对于每一个写作者都是非常难的。我只能尽力把我能写的写好、写细，只有细节写得越扎实，探察才能越深，也就越具有某种普遍性。”
梁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进入事物的最细部始终是自己坚守的原则，这既是一个文学创作者应该秉持的理念，也归于她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的终极思索。
“我没有着重去处理社会压力、学校制度等等那些，而是把家庭关系推到了前面。这不是说我要给父母们‘定罪’，事实上我对于‘原生家庭’这个词一直非常谨慎，我特别反对把问题简单地归结于原生家庭。但是我希望通过我的书写可以带来思维的觉醒，这种觉醒不见得一定要去反抗大的东西，而在于每一个具体的地方，家庭就是个人力量更容易改变的部分。不管你的孩子有没有生病，哪怕你没有孩子，我们都应该作为生存共同体去重新梳理自己，去学习理解一个生命、尊重一个生命，去思考什么样的人才是健康的人、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健康的生活。”
也是从这个意义上，尽管《要有光》所涉及的种种颇为晦暗，但在结尾的地方，梁鸿还是驭笔写下了一段光明的句子——“一切还没有完全好起来，但似乎有力量在慢慢蓄积，它让人对未来有所期待”。这是她对所有孩子的温情，也是她对每一个读者许下的愿景。
《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第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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