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11日，苏州钮家巷，挂着紫红色招牌的小书店“文学山房”店门紧闭，门上贴起了“家中有事，暂停营业”的字条。门口的鸟雀聚集在地面上盘旋，寻找那个每天准时在门口撒米投喂它们的老人，却一无所获。直到书友纷纷赶来，店门口摆起了一束束白菊花，人们才明白，这间书店的主人江澄波永远离开了。
在苏州，99岁的老人江澄波和他的“文学山房”是一个传奇。这间经营古旧书的店铺外观简朴平淡，书架和陈设都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风格，显得略微有些过时。但它却有种神奇的魔力，吸引着全国的古旧书爱好者不时前往。几乎每天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戴着黑框眼镜，有些驼背的江澄波都会端坐在门口等待读者。他能精准地叫出那些熟客和旧书爱好者的名字，他们来自哪里，喜好是什么——即使一年中他们只能匆匆地见上一两面。
或许，能够见到这样一位独特的店主，和他说上两句话，是人们对这家老店的真心期盼。从16岁入行算起，江澄波从事古旧书行业已经八十多年，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与故纸为伴。他对古旧书有深入的研究和精准的判断，曾因为买卖书籍，与郑振铎、顾颉刚、钱穆等名人结缘。同时，他也是一位水平极高的版本学家，精通古籍修复和版本目录学，凭着一双慧眼“经手”过不少国宝级的珍贵古籍。因为这些贡献，他被当地人尊称为“苏州一宝”。
在时间的长河里，江澄波和家人守着这家由他祖父创立的小店，在古旧书和人之间延续着一段段流动的缘分。用江澄波自己的话说，他就像是一艘载书、送书的小船。这艘小船在历史的浪花中浮沉，也让古旧书沾染上了属于爱书人的记忆和情感。正如曾为江澄波整理口述史的著名藏书家韦力所言，江澄波所从事的旧书行业中，有着一种叫“人情”的东西，是与现代的出版业大不相同的。而如今，人们并不知道，这种“人情”，是否会随着“江澄波们”的离去而消散，再也无法重现。
“一页宋版一两金”，十部！
昆曲学者、北京理工大学讲师刘昂一直感觉“冥冥之中有注定”，因为在江澄波去世之前的几天，他还见到了这位老人。刘昂的研究领域是昆曲，也是资深昆曲爱好者，每年去苏州的机会很多。多年前，在朋友的推荐下，他知道了“文学山房”是淘旧书的好地方，有很多别处见不到的古旧书。于是，他习惯了每次去苏州都会去店里淘淘旧书，和江澄波聊聊天。2025年的端午节假期，刘昂去苏州参加昆曲爱好者的聚会，下了火车，他想起“文学山房”下午四点多钟就要关门，生怕错过拜访时间，就直奔店里。到了店里，江澄波一眼就认出了他，叫他“北京来的昂先生”。他看到99岁的江澄波精神不错，放下心来，两个人又合了一张影。只是没想到，这成了他们最后的一张合影。
藏书家韦力和江澄波的交情则更加深厚。他曾为江澄波整理过口述史，除此之外，多年前他前往苏州淘古旧书、寻访藏书楼时，就已经和江澄波结识。那时，江澄波曾带他在苏州的大街小巷穿梭，热情地为他讲述书界的故事。这些年，韦力和无数的旧书店、网店店主都打过交道，但他眼里的江澄波依然是极为独特的存在。在网络尚未兴起的时代，身在苏州的江澄波常和他通信联系，交流古书信息，也经常手写书目寄给他。他就以江澄波的书目为基础，挑选一些书购买。这种推荐当然不是“推销”，而是江澄波根据对韦力兴趣的了解，为他定制的一份书单。“老先生记忆力很好，换句话说他是业务‘精熟’。他大概知道我收藏的兴趣，推荐的书大部分都符合我的口味，价钱也适中，所以我就会一直在他那里购买。”韦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书友们眼中，江澄波对古旧书业务的用心和熟练，已经到了很多人难以理解的程度。韦力曾好奇地问过江澄波：怎么能找到这么多好东西？江澄波则对他说，江家在苏州经营书店长达一百多年，和老藏家的关系极为密切。哪本书卖给了哪些人，“东西”在谁家里，他大概都知晓，也都有记账。甚至几十年后，他还可以顺着这些线索，去把书高价收购回来，转卖给公家。因为古书生意是旧物生意，短时间内不可能出现大量的“新货”，因此在行业内坐镇几十年，市面上的书源，早就在他脑子里形成了一张清晰的“地图”。
如此细致、充满人性关怀的“老式”书店服务，在习惯了网络购书的读者们眼中，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但对江澄波而言，这都是他几十年日常操练下来的功课。因为古旧书籍诞生时代久远，本身又带有文物性质，与其相关的版本知识至今还难以电子化，很多细节问题只能依靠从业者的经验和记忆力。因此，旧时代从业的旧书经营者很多都练就了江澄波这般超人的记忆力和眼力。而古书行业的人也都知道，在记忆力和判断古书价值的“眼力”方面，江澄波绝对是业内的佼佼者。他对古旧书业的另一大贡献，就是他曾经手过十部珍贵的宋版书，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促成了这十部宋版书被公共图书馆收藏。
这样的成绩到底有多惊人呢？在古籍界，宋版书极为稀有，曾有“一页宋版一两金”的说法，通常情况下，一个人一生能够经手一部宋版书就是无上的幸运。韦力对宋版书的珍贵性颇有体会，他曾读过杭州古书经营者严宝善的《贩书经眼录》，其中提到了很多古籍，却没有一本宋版书。后来他去向严宝善请教问题时，对方告诉他，自己一辈子也没有经手过一部像样的宋版书。但江澄波居然能够经手十部宋版书，而且其中有不少都是他在大街小巷，各类藏家手中发现的。他超人的眼力，可见一斑。
一家人，一家店的传承
江澄波常说一句话：人有人的命运，书有书的命运。成为这样一家跨越时代的旧书店的主人，是早在他幼年时期就已经被写好的剧本。
1931年，5岁的江澄波和全家人一起搬进了新家，新家在苏州大井巷口707号，新家宽敞明亮，有天井，前后都有楼，前边的楼用作“文学山房”的书店经营，后边的楼供一家九口人居住。他记得，那时家里还装上了时髦的电话机，新店面的招牌，是由向江家购买过旧书的、担任过“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题写的。在这样繁荣、热闹的景象中，年幼的江澄波经常从书店的大门走过，又穿过不计其数的古书走进家门，开始了自己和书店一生的缘分。
事实上，以古旧书为业不是江澄波个人的选择，而是他的家学渊源，因为从江澄波的曾祖父江椿山那一代算起，江家就开始从事古旧书行业了。江家所在的苏州是明清时期文人的聚集地，拥有极为发达的书坊业，到了清末民初，江苏的政治中心转移到南京，很多官员从苏州迁出，留下大量旧书，又给苏州的旧书行业带来了黄金机遇。江椿山就是清末苏州著名书店“扫叶山房”的伙计，他的儿子、江澄波的祖父江杏溪也从小学习修补旧书。成年后，江杏溪创立了古旧书店“文学山房”，一边收购古籍旧书，一边售卖，慢慢做起了家业。很快，性格外向、善于交游的江杏溪把“文学山房”变成了文人墨客的聚集地。幼年的江澄波也受到了这样的熏陶。他曾亲眼见到学者章太炎、孙中山的机要秘书邵元冲等人到家中购书，也曾陪着自己的父亲江静澜给著名的民族资本家荣德生送过书。
在这样的大环境生长、浸泡，江家长孙的江澄波很快就展露出了继承家业的天资。13岁时，还在读私塾的江澄波在地摊上看到三本明朝人手写的蓝格抄本，就果断买回家。祖父江杏溪查看抄本后发现，江澄波居然买到了宁波范氏天一阁的珍贵藏书，立刻对他的成熟和老练大为赞叹。于是到了1942年，16岁的江澄波正式到“文学山房”帮忙。父亲江静澜对他施以严格的教育，让他从开门、关门，待客礼仪、抄写书目等细节一点点学起，也让他跟着长辈出门收书。此外，祖父和父亲还将纸张的识别、序目的鉴定、年代的鉴别等古籍知识通通传授给他。江澄波回忆，当时父亲交代他看的第一本书目是四大本的《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年少的江澄波无人指导，不知道应该如何阅读，就参照着家中的古籍原本，花了一年时间一边查看一边记，硬是靠着死记硬背，将这些书目背了下来。
就这样，年轻、有天赋的江澄波接过了父辈手中的责任。他跟随父辈们收书，卖书，与江浙沪一带的文史名家建立了紧密联系。当时，钱穆、顾颉刚、阿英、郑振铎等人都是“文学山房”的长期客户。他跟着父辈们跑来跑去，为他们寄送书目，也用心记住了这些嗜书如命的著名“客户”身上的种种细节，在细节之处向这些“大师”学习。比如，史学大家钱穆曾经赶到“文学山房”查看一批古籍，要买下时，突然发现钱没带够，就让江澄波到他家中送书。在钱穆的书桌上，江澄波看到了书籍残页和剪刀、糨糊，这时他才明白，原来很多“大家”都是用剪贴一些并不贵重的古书的方法在做笔记的。他也记得，有段时间，在上海、苏州任教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常常到他家买书。那时顾颉刚不喜欢买太贵的书，如果书的价格很高，他又出不起，他就会叫买得起的朋友来购买。顾颉刚对江家人抱有高度的信任和欣赏，他迁往北京，将藏书全部带走时，也雇用了江澄波等人为他整理、打包。
每天与文人墨客、社会名流打交道，江澄波却从来没有因此而表现出任何骄傲。他坚持认为，自己是和父亲江静澜一样听话的“老实人”，只是一个为读者服务的书商。不过，祖父江杏溪那种活泼、机灵的性格，也会偶尔在这个“老实人”身上浮现。他曾讲过一个例子：一次，江澄波发现一位旧货店主打算按斤售卖旧书，就按照父亲的叮嘱，不动声色买走了其中的八十多斤图书，并按照废书价格的十倍计算给了对方。实际上，他早就凭借自己的眼力看出，这八十多斤的“垃圾”中包含清初刊本的吴江人诗文集，是颇有价值的藏品。而正是这种“机灵”，让江澄波在已经开始变得不景气的旧书市场中发现一些经营的机会，将书店的招牌牢牢地稳住。
就这样，“文学山房”的第三代掌门人江澄波逐渐走向成熟。日后，他那令人惊叹的记忆力、眼力和灵活的头脑，对待客人的热情和周到，专业级别的古籍知识，都是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塑造出来的。有一段时期，行业已经开始遇到瓶颈，有着深厚积淀的“文学山房”依旧成为江浙沪地区的古旧书交流中心，越来越多热爱古籍的名人，依旧会前往苏州探访、选书。江澄波记得，新中国成立后，李一氓曾到“文学山房”访书，江澄波和他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也知道他对诗词的精通和热爱，二人一直保持着联系。此外，那段时间，他也曾见到章伯钧亲自到“文学山房”购书，只是年头太久，他已经忘记了对方购买了什么书。
1958年，苏州市决定将辖区内的古旧书业进行经济改组，“文学山房”变成了“公私合营苏州市古旧书店”的一个门市部。书店不再是私产，江家人也选择从书店中搬出。当时江澄波的祖父已经去世，他和父亲以员工的身份到苏州古旧书店继续上班，继续为图书馆等机构寻找古书。
一个人重启“文学山房”
在藏书家韦力看来，除去渊博的学识，江澄波的个性也有其不凡之处，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宽容、平和。他的口述史内容详尽、平实，很少记载大悲大喜的事件，原因倒不是因为他没受过挫折，而是因为他不喜欢“道他人之恶”，总是尽量记住好事，忘记坏事。遇到泰山压顶的大事，他也能平静地接受。“他想得很开，难怪能如此长寿。”韦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比如，有一年，江澄波曾灵感突发，用不值钱的明代刻本残页制作了三十几部《文学山房明刻集锦》，出售给各大图书馆。他的本意是供喜欢古籍的人接触古籍实物，让他们感受古书之美，也为“文学山房”赚些钱。结果有人因此举报他“破坏文物”，他就老老实实地把没有出售的书上交给了省里。回忆起这件事，江澄波却并没有记恨举报他的人，甚至认为回收这些图书的意见也是有些道理的，因为“这些残本确实是文物，现在价格也很高了”。
同样地，江澄波也平静地接受了古旧书业的改变浪潮。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他以国营书店的员工身份访书、购书、修书，帮助有价值的古籍被公共图书馆收藏，退休后也在不停地工作。时光荏苒，有一段时间，很多人已经忘记了他曾是“文学山房”的第三代掌门人。他自己也以为几十年就会这样过去，想不到“文学山房”还有回归的一天。2001年，江澄波家中出现了“经济危机”，他的女儿江娟娟从苏州古旧书店经理的岗位上内退，大儿媳妇下岗，他虽然被古旧书店返聘，但工资也并不高。为了改善家人的生活，帮助两个孙女顺利完成学业，他才决定重操旧业，再开一间旧书店。因为怕使用“文学山房”的牌子不妥，他就将“文学”二字改为“文育”，重新经营起书店。新书店换了几个地点，才最终在钮家巷落脚。
他更没想到的是，和故人的缘分，居然让他在暮年重新扛起了“文学山房”的招牌。2006年4月，江澄波的老顾客，居住在上海的作家、藏书家黄裳出现在苏州古旧书店，希望见他一面。江澄波从“文育书房”赶去与他交谈了一个小时。当时，87岁的黄裳劝说他要将“文学山房”的老店名恢复，他也把这件事记在了心里。2012年9月，江澄波终于将“文学山房”的店名恢复，当他拿到印着报道改名消息的《苏州日报》，想着要把消息告诉黄裳时，意外地在同一个版面看到了黄裳离世的消息。那一刻，他感到“悲从中来”。黄裳是江澄波在新中国成立后结识的新藏家朋友，年轻时常到苏州来寻访旧书，时间长了，两个人就形成了默契和友谊。他会帮黄裳留下新书，黄裳也会帮他收集他喜欢的邮票。在时间的累积下，他们之间的关系早已超越了书友和卖家。
其他的故人也没有忘记江澄波。重启“文学山房”这十几年，网络信息日益发达，“文学山房”在年轻人中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多故人的后代都顺着线索到苏州寻访，其中就包括和他有交情的李一氓的孙女等人。甚至有一天，一位从中国台湾来的年轻人也千里迢迢地来看望他，还提到自己的外公曾经买过他的书。原来这位年轻人就是钱穆的外孙。他就这样与故人和新人同时相逢，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跟随着长辈的脚步喜欢上了古书，愿意到他的店里“打卡”，他也开始感叹这个全新的时代带来的生机。他还是念着那一句：人和书都有自己的命运。在他看来，那些能够活到今天，被年轻人重新看见的古书，实在是有一份“好命”。
这辈子，他看过太多古书的命运如坐过山车一般颠簸，有的一夜间价值连城，有的却如废纸一般被贱卖，也见证着一些古书顺利地存活到今天。他见过太多故人从意气风发变成白发苍苍，却依旧会如约来到他的小店。那么，把自己比作“书船”的他，是否也完成了自己此生的愿望？没有人知晓。在去世前的那些日子，江澄波依然每天上午九点端坐在“文学山房”的玻璃门前，等待着哪位熟悉的书友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也不会忘记下午准时在地上撒米，投喂门口的鸟雀。99岁的他，就这样平静地面对着自己的命运。或许，从古书的命运中，他已经参透了“好命”和长久的真谛。
参考资料：《书船长载江南月：文学山房江澄波口述史》，江澄波口述，韦力、张颖整理，古吴轩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