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西方国家宣布暂停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资金，加深了人们对该机构服务的590万难民命运的担忧。
当地时间1月26日，国际法院发布临时措施，要求以色列采取措施防止加沙地带出现“种族灭绝”，并允许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进入饱受战争蹂躏的飞地。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对加沙最大的联合国援助机构发出指控，称近东救济工程处部分雇员参与了去年10月7日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
收到指控后，近东救济工程处宣布展开调查，并解雇了数名涉事员工。联合国承诺，任何参与“恐怖行为”的雇员，都将被追究责任。
然而，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应急措施未能挽回资助者。在此后四天时间里，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在内，至少13个国家宣布取消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拨款。
就在美国宣布暂停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资金援助后，以色列外长卡茲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停止该机构在加沙的活动，“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警告，近东救济工程处使难民问题永久化，阻碍和平，并充当哈马斯在加沙的民间武装”。他还表示，以色列将确保近东救济工程处不会成为战后加沙的一部分。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则表示，以色列将取代近东救济工程处控制战后加沙的援助分配。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加沙200多万平民依赖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的援助，如果不恢复注资，该机构到了2月不得不缩减服务。近东救济工程处总干事菲利普·拉扎里尼批评西方国家在战争肆虐、人道主义危机横行之际暂停援助。“因为对某些个人的犯罪行为的指控，而制裁一个机构和它所服务的整个社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以色列与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恩怨由来已久。过去十几年间，以色列多次指控该机构帮助哈马斯，并要求其彻底解散。近东救济工程处一再否认以色列关于其援助被转给哈马斯以及在学校中传播仇恨的指控，并质疑这类指控动机不纯。
“饥荒不可避免”
此番引发撤资潮的，是以色列情报部门向美国提交的一份报告。
据查阅了这份报告的多家西方媒体报道，以色列指控近东救济工程处有至少12名员工与去年10月7日的袭击有关联。这些人之中，有一名该机构的教师同时是哈马斯的指挥官，参与了对贝埃里基布兹的屠杀。另外几人则参与绑架人质或采购、分发弹药等后勤工作。
截至1月29日，联合国确认了其中9人的身份，并与他们解除了雇佣关系。另有1人已确认死亡，还有两人的身份正在查证。
据了解，以色列是通过追踪通讯数据、审问哈马斯战俘以及从死亡的武装分子身上搜出的文件等渠道，获得了这些情报。《华尔街日报》形容说，这份报告“详细地揭示了近东救济工程处员工与武装分子的广泛联系”，提供了有关10月7日事件“令人信服的细节”。
以色列情报部门还在报告中指控哈马斯盗取援助物资，将联合国设施用于军事目的。近东救济工程处否认援助哈马斯或任何其他激进组织，并表示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包括提起刑事诉讼。
去年10月，哈马斯的越境攻击在以色列境内造成约1200人死亡。此后，以色列对加沙展开了报复行动，给这块飞地带来更加惨重的伤亡。据加沙卫生部门的最新统计，以色列的空袭和地面行动已在当地造成2.6万人死亡。去年12月的一项研究指出，有61%的遇难者是平民。
以色列和联合国的关系也在这场人道主义灾难中降至历史最低点。
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的冲突中，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多处避难所遭受重创，至少152名雇员丧生。据记载，联合国从未在单一冲突中失去过如此多员工。
去年12月，古特雷斯援引了一项很少使用的外交工具，要求安理会推动加沙停火。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埃尔丹认为，停火巩固了哈马斯对加沙的控制，批评古特雷斯区别对待，因为近期在乌克兰、也门和叙利亚的战争中，联合国没有作出同样的反应。此后，以色列拒绝为联合国被占领土人道主义协调员黑斯廷斯延期签证，并停止向联合国职员自动发放签证。
1月26日，就在以色列对近东救济工程处提出指控的几个小时前，国际法院就南非指控以色列种族灭绝案作出裁决。国际法院拒绝命令以色列在加沙停火，但要求以色列采取一切措施防止种族灭绝，采取必要措施改善加沙人道主义状况。
加拿大亲巴勒斯坦活动家迈克尔·布克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无法不把这看作是对巴勒斯坦人和联合国就国际法院裁决所采取的报复行动。就在国际法院裁定巴勒斯坦人有权受到保护免遭种族灭绝的同一天，西方国家却串通一气让受害者挨饿”。
“在此关键时刻停止向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资金，是在公然藐视国际法院的命令，即允许提供有效的人道主义援助，以解决加沙巴勒斯坦人面临的恶劣生活条件。”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问题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评论说。
如今，加沙战争已经进入第四个月，当地85%的居民流离失所，食物、水、药品严重短缺。
挪威外科医生马兹·吉尔伯特过去曾多次在战争期间前往加沙提供医疗援助。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加沙每天需要500卡车的援助，但目前每日进入加沙的车辆常常低于100辆。在几个国家宣布停止资助前，加沙已经处在饥饿边缘。
加沙的媒体工作者哈宁·哈拉表示，她的家人每天排几个小时的队才能找到一点食物和水，其中大部分是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的。“如果近东救济工程处关闭，情况将变得更糟”。
本轮加沙冲突爆发以来，近东救济工程处和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几乎负责所有进入加沙的联合国援助物资的分发工作。此外，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加沙还有150多个永久和临时的庇护所和80个流动医疗队。不过，这些避难所的设计容量只可以为15万人提供最多50天的援助。
2023年，近东救济工程处的预算为16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教育和医疗保健，其次是基础设施和难民营改善等其他服务。战争爆发后，该机构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国际社会提供4.81亿美元的额外资金，以满足战时的人道主义需求。
以色列的指控，导致至少12个国家暂停向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资金，这些国家过去为该机构提供了超过六成的资助。美国是最大捐助国，在2022年提供了3.44亿美元。目前还不清楚近东救济工程处需要作出哪些保证，这些国家才会重新注资。
联合国食物权特别报告员迈克尔·法赫里在社交媒体评论说，这些国家撤资是对220万加沙人的集体惩罚，令“饥荒不可避免”。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也发布声明，敦促停止资助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国家重新考虑，并指责以色列的行为是出于对联合国机构的敌意。“以色列政府官员公开表示，近东救济工程处不会发挥任何作用，这暴露了这场运动背后的真实动机。”
矛盾由来已久
近东救济工程处由联合国大会于1949 年成立，1950年正式运作，目的是为以色列建国后被驱逐出境的几十万巴勒斯坦人提供救济服务。它最初只是一个临时机构，但目前已经发展成联合国最大的人道主义救援组织之一，拥有约3万名员工，在约旦河西岸、加沙、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开展业务，为590万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中小学教育、保健服务以及其他社会服务。
近东救济工程处九成以上的资金来自联合国成员国的“自愿捐款”。这次风波前，近东救济工程处已多次遭遇财政危机。
特朗普政府时期，近东救济工程处遭遇了很多批评。特朗普本人就把这个机构描述成“不可救药的缺陷”，他的犹太裔女婿库什纳则称这个机构“腐败、低效、无助于和平”。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中断了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资助。一直到2021年拜登上台，美国才重新为该机构提供资金。
欧洲和中东国家在2018年帮助补上了美国留下的资金缺口。但在阿以关系正常化的浪潮中，一些阿拉伯国家开始削减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资助，并且整顿该机构的呼声开始走高。比如阿联酋在2018 年为近东救济工程处捐资2000 万美元，两年后，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援助数额就大幅下降至100万美元。
去年巴以冲突爆发前，近东救济工程处的领导层就一再发出警报，称该机构的财务状况岌岌可危。截至去年9月中旬，该机构也未能填补资金缺口。国际危机组织在2023年9月的一份报告中写道，“长期的危机状态打击了员工的士气，引发了罢工，并且让一个在援助巴勒斯坦难民方面有骄人纪录的国际机构沦为乞求施舍的悲惨乞丐”。
在加沙，近东救济工程处每年将六成预算用于教育项目。当地的1.3万雇员之中，有近四分之三是教师。巴勒斯坦人是中东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尽管作为难民生活条件艰苦，但他们的识字率却高达 98%。近东救济工程处在这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不过，这一教育系统长期受到以色列和美国的批判。
在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里，学生们使用的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批准的教科书。一些研究发现，这些课本有美化恐怖分子、宣扬对以色列的仇恨的内容。以色列教育组织IMPACT-se研究指出，六年级的语法课中就有“我们将用鲜血保卫祖国”的内容。八年级的一堂课教导学生 “圣战是通往天堂的大门之一”，“巴勒斯坦人已成为牺牲的典范”。
IMPACT-se的负责人马库斯·谢夫指出，以色列的课本“并不完美”，但有许多对以色列的占领以及巴勒斯坦人苦难的叙述。谢夫认为，“如果巴勒斯坦儿童不知道建立和平是解决这场冲突的途径，不知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应该毗邻共存，如果没有机会让下一代巴勒斯坦儿童接受和平可能性的教育，就不会有和平”。
除了对其教育系统的批评，近东救济工程处还饱受其他丑闻的困扰。以色列称，2007年哈马斯完全控制加沙以来，近东救济工程处与哈马斯的联系不断加深。2014年加沙战争期间，该机构发现学校里存放着火箭弹。2017年，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工会负责人当选哈马斯政治领导层后被解雇。
2021年，拜登政府恢复对近东救济的资助后，要求该机构深化改革，包括打击教育系统中的反犹主义行为，要求其工作人员保持中立，并确保旗下的设施不会被恐怖组织利用。
经过75年的发展，近东救济工程处如今已经成为巴勒斯坦和难民问题的同义词。
近东救济工程处将巴勒斯坦难民定义为那些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被赶出家园的人及其后代。目前，巴勒斯坦难民人数已达从最开始的70万增长至 590 万。长期以来，以色列反对难民重返家园，认为如此大量的巴勒斯坦人涌入将使以色列的犹太特性化为乌有。
总部位于伦敦的《新阿拉伯人报》指出，近东救济工程处是保障巴勒斯坦人回归权的官方机构，对以色列构成了威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司法部长萨勒德表示，“在巴勒斯坦人的意识中，只要近东救济工程处作为一个临时性的国际机制存在，巴勒斯坦难民就有权返回自己的家园”。换言之，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保证，即一旦有关巴勒斯坦未来的问题得到公正和公平的解决，他们的难民地位就会结束。
2017年，内塔尼亚胡向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今年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黑利倡议，解散近东救济工程处。内塔尼亚胡认为，近东救济工程处延续了“所谓回归权的说法，其目的是消灭以色列。出于这些原因，近东救济工程处应该关闭”。
今年一月初，以色列右翼智库“科赫莱特政策论坛”的负责人诺加·阿贝尔在议会发言时说，“如果我们不摧毁近东救济工程处，就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她还说，当前的战争为以色列提供了一个把近东救济工程处“送入地狱”的机会。
然而，近东救济工程处停止运作的影响可能远远超出加沙。
自1994年签订《奥斯陆协议》以来，近东救济工程处一直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平行提供服务。国际危机组织在2023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类似，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使以色列能够维持其控制体系，而不必对被占领人口的生计和基本权利承担全部责任。
此外，还有数百万巴勒斯坦难民生活在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邻国，依靠该机构的援助。
目前还不清楚，如果近东救济工程处被迫停止运作，哪些组织可以代替它的角色。希伯来大学法学院教授尤瓦尔·沙尼表示，即使近东救济工程处被迫撤出加沙，以色列也可能希望该机构分阶段撤出，以避免当地的人道主义冲击恶化。
“以色列多年来尽管多次批评(近东救济工程处)，但并没有大力推动解散近东救济工程处，事实上甚至多次与近东救济工程处合作，其原因在于近东救济工程处确实提供了基本的人道主义服务。”沙尼表示，就加沙目前的局势而言，将近东救济工程处完全撤出加沙并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