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座掩埋在漳河流沙之下长达千年之久的中国古代都城，其国都地位与南京比肩，两者同为“三国故地、六朝古都”。
邺城(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从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首筑城垣，到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一朝焚毁，一代名都经历了鲜为人知的繁华和落寞。
198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现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组建的邺城考古队进驻临漳，开始了对邺城遗址抽丝剥茧般的持续勘探和发掘。40年来，这座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古都逐渐显露真容，沉睡千年的文明得以重新被世人关注、认识和解读。
沉睡千年的“六朝古都”
临漳，河北省邯郸市下辖县，县域总面积752平方公里，总人口76万。在多数人眼里，这座中原小县籍籍无名，而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临漳曾居中国北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长达近4个世纪，鼎盛时期其地位举足轻重。
临漳古称“邺”，“邺”作为地名，起源于黄帝之孙颛顼(zhuān xū)孙女女修之子大业封地，逐渐演变为邺，距今4000余年。西晋建兴二年(公元314年)，为避晋愍(mǐn)帝司马邺的名讳，又因北临漳河，故改名为临漳。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658年，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首筑邺城，并作为他称霸中原的战略之地营建，邺城逐渐兴起。战国时期，魏文侯以邺城为陪都，一代廉吏西门豹、史起先后为邺令，革除陋习，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城很快成为繁荣富庶、易守难攻、交通便利的战略要地。之后的漫长岁月中，秦代在此置县，西汉时为魏郡所在，东汉末年成为冀州治所。袁绍在占据邺城后曾说出“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的豪言，可惜其志大才疏、优柔寡断，最终让曹操争先迎到了颠沛流离中的汉献帝。
邺城开始走向鼎盛和辉煌，与一代枭雄曹操密不可分。公元204年，曹操挟官渡之战的余威攻入邺城，消灭了袁氏父子的残余势力，初步统一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掌握了东汉政权后的曹操将汉献帝安置在许昌，而以邺作为自己的王都，开始按照王都规制大规模营建。为增加城市功能，曹操先后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铜爵(雀)台、金虎台(后赵时因避讳武帝石虎名讳改名为金凤台)、冰井台，史称“铜雀三台”。同时，建置了大型官营手工业作坊，开设了专门用于商贸流通的商业市场，邺城迅速成为全国文化、经济中心之一，开启了它作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之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朝都城的序幕。
进入东魏北齐后，邺城发展登上历史高峰。公元534年，东魏从洛阳迁都邺城，营建了规模更加宏大的邺南城。自此，邺城包括北城与南城两个部分，外围还形成了阔达一百平方公里的外郭城。北齐时期，大幅重修邺北城、邺南城，力度更超过曹魏和后赵时期。此时的邺城，经过几代人的精心设计和经营，在城市规模和功能上日趋强大完善，成为当时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具有一定地位的国际性大都市。
但邺城很快衰败了。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改邺为相州治所，邺城从国都降到州。公元580年，相州总管尉迟迥从邺起兵反对外戚杨坚擅政，旋即失败。邺城为都多年，民风彪悍，城池坚固，杨坚担心故都邺城再起叛乱，下令把所有邺城百姓一律南迁至四十五里外的安阳，并下令彻底摧毁邺城。
至此，宫殿拆除，城墙推毁，一代名都成为废墟，逐渐消失于历史长河中。公元580年后，邺城基本沦落成郊野，因漳河而兴的邺城更是伴随漳河的屡次泛滥最终被掩埋在泥沙之下。
“一座大型都城荒废了，不可能完全在人间销声匿迹，也不可能从人类记忆里彻底消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邺城考古队负责人何利群表示，邺城曾先后作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朝都城，从公元204年到公元577年，长达370余年之久。后世唐、宋、元、明、清的文献中对邺城的大致位置和情况均有记载，这并不需要人们去重新发现。“只是说学术界怎么发现它、认识它，这里所说的发现，是通过考古学的技术和方法证明的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发现。”
20世纪5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曾到邺城遗址进行短期地面勘察，并在《邺城调查记》中发表了概略复原图。这是中国考古人第一次用现代考古学方法对邺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堪称邺城考古的开端。
邺城遗址的系统考古工作从1983年开始。这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现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组建邺城考古队。
为什么要做邺城考古？对此，何利群解释说，因为城市特别是古代都城，是研究古代社会各层面的最好实例。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大家逐渐认可除长安、洛阳、北京、南京等古都外，邺城在中古时期都城发展演变过程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到底有多重要，由于文献资料的相对匮乏，需要考古材料来证明。为了探索中国古都发展演变历程，出于学术研究的目的组建了邺城考古队。
考古学者们注意到，从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到隋唐长安城、隋唐洛阳城，都城发展过程中有很多缺环：城市怎么从规律性不强变成有中轴线？怎么从一重城圈或两重城圈变成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重城圈？什么时候开始按功能进行分区？棋盘格状的里坊结构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而邺城“上承秦汉、下启隋唐”，正好填补了汉唐都城发展中的一系列缺环。
“邺城考古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把缺环弥补起来，建立和完善中国中古时期的都城发展序列。”何利群道。
邺城考古队首任队长、现年88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光冀，则指出了邺城考古的另一重要性，“从国际上来讲，日本学者也在研究他们的都城制度的起源，一种普遍的观点是，日本的都城中，藤原京、平城京(奈良)、平安京(京都)等都是跟中国隋唐长安城学的。那么，隋唐长安城的源头在哪里？隋唐长安城与汉长安城比来比去发现有很多不同，因此也有日本学者认为，这种城市布局或许源自比隋唐时期更早的都城——邺城也未可知。”
这一切，都有待从邺城找到答案。
不容小觑的邺城
西望太行、东眺齐鲁、南通郑楚、北接幽燕，邺城地处晋冀鲁豫四省交界，位居中原腹地，扼守燕赵南门，素有“天下之腰脊、中原之噤喉”之称。虽建都于乱世之际，从曹魏至北齐，邺城始终是中国北方百伎千工荟萃之地、农业兴旺富庶之地和商贾名流云集之地。
邺城和南京都有“三国故地、六朝古都”的美誉，“南京是三国时期吴的都城，邺城是魏的都城，南京是‘南六朝’，邺城是‘北六朝’，两者均未实现全国范围的大一统，但都历经多个割据王朝。”谈及邺城的历史地位，何利群这样解读。(注：南京曾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都城。)
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代都城之一，邺城历经多个王朝更迭、江山易主，来自不同地区的文化相互碰撞、互相影响和渗透，逐渐孕育、创造并形成了独具邺城特色的历史文化。
“邺城是都城规划肇始地、建安文学发祥地、佛学弘传中兴地、多元文化碰撞地。”何利群指出，这是经过40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确认的。
40年考古发掘充分显示，被中国古都学会认定为“中国古代都城建设之典范”的邺城，在都城规划建设方面有诸多创新。如，邺城城市规划下启隋唐，但曹魏建造的邺北城实际上并未直接沿袭秦汉旧制，而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创了先规划、后建设的城建理念，它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第一座“中轴对称”的大型都城。
“曹魏邺北城改变了以往历代都城缺乏统一规划、宫殿衙署分散、道路曲折、交通不便等弊端，在都城建设中实行统一设计，城内建筑严格按照南北干道中轴对称的原则布局，一条东西向大道将城分为南北两区，南区主要是平民居住区，单一宫城规划于北区中央，东为官署及王公贵族所居戚里，西为皇家园林。”何利群解释道。
“从溯源的角度看，曹魏建造的邺北城，其中轴对称的城市格局、明确的功能分区布局，具有划时代意义。它还是中古时期中国第一个明确实行单一宫城制度的都城。作为先规划、后建设的都城，曹魏邺北城开创了城市规划建设的新模式，被中国后世历代都城所继承。”何利群表示。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东魏权臣高欢挟持孝静帝元善见从洛阳迁都邺城。彼时，已历时300多年的邺北城破烂不堪，且据记载“户四十万”由洛阳迁至邺城。为解决安置问题，于是依着邺北城的南城墙建起了邺南城(即东魏北齐邺城之内城)，两城毗连而建、南北衔接，北城的南墙即为南城的北墙，大体呈“日”字型结构，其外围还有更大规模的外郭城区。
据文献记载，邺南城“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京”，其制度“盖取洛阳与北邺”。显而易见的是，规模更加宏大的东魏北齐邺城与曹魏邺城一脉相承，并融为一体。
“宫城是历代都城规划建设最关键的节点，邺城最壮观最辉煌的部分也在宫城区。”何利群介绍说，2015年起，邺城考古队开始对邺南城的宫城区进行大规模勘探与发掘。“这进一步确认了，同邺北城一样，邺南城具有明确的南北轴线，以朱明门、朱明门大街、宫城三门、太极殿、昭阳殿等主要宫殿为中轴线，全城的城门、道路、主要建筑等呈严格中轴对称布局，纵横街道垂直交错呈棋盘格状分布。”
有趣的是，相较于邺北城，邺南城的龟形城建制颇为独特。考古勘探显示，邺南城城垣东、西、南三面走向为舒缓的曲线，东南、西南两个拐角呈圆弧状，证实了邺南城是文献记载中的龟形城。这是中国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龟形城。从军事角度考量，这种龟形城的军事防御能力更强。
至此，在中国都城营建史上，由曹魏邺北城发轫的中轴对称制度，其发展轨迹越来越明晰。何利群表示，曹魏邺城之后的都城营建，从紧随其后的魏晋洛阳城到北魏洛阳城，再到东魏北齐邺城，都继承了邺城中轴对称以及单一宫城、按功能进行分区这三大特点，它们一脉相承，最后凝结成隋唐长安城。
隋唐长安城堪称中古时期中国都城建设集大成者，其布局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的古代都城建设。从北宋的东京城到元大都、明清北京城，都是在隋唐长安城基础上不断发展演变。日本、韩国的都城建设也受到强烈影响，日本的藤原京、平城京(奈良)、平安京(京都)，韩国的新罗王京等，都是模仿或参考中国隋唐长安城建设的。
“隋唐长安城规划布局的渊源肇始于邺城。因此，在中古时期都城规划建设史上，邺城(包括曹魏邺北城和东魏北齐邺南城)是东亚地区都城建设的一个里程碑，这是邺城遗址最显著的价值，也是邺城考古40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何利群表示。
不仅如此，邺城为人所熟知的，莫过于蜚声海内外的铜雀三台。作为邺城制高点的三台，建造之初矗立在西城墙之上，均高八至十丈，其上亭台楼阁，鳞次栉比，“巍然崇举，其高若山”。它既是邺城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中国古代台榭建筑的巅峰之作。如今，则是能与1800年前魏武雄风、建安风骨产生直接关联的地面标志物。
需要澄清的是，《三国演义》里的铜雀台，是曹操为江南美女“二乔”建造的藏娇金屋；而现实中的铜雀台，却是曹氏父子召集“建安七子”等文人们宴饮答赋的场所，也是历史典故文姬归汉、下笔成章、铜雀宴乐的发生地。千百年后的今天，仍不禁让人遥想，蔡文姬所作感人肺腑的“胡笳十八拍”，如何在铜雀台一朝奏响而成千古绝唱。
其时，定都邺城后，曹操确立“外定武功，内兴文学”的政策，邺下人才汇聚，文风鼎盛，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领袖、孔融等“建安七子”为骨干、包含众多文人作家的“邺下文人集团”形成。他们频频登临铜雀台吟诗作赋，开创繁荣了“建安文学”，铸就了“建安风骨”，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支奇葩，被郭沫若称誉“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从“汉音”到“魏响”，回溯诗人辈出、华章竞爽的建安时代，曹操诗慷慨悲凉、气韵沉雄，表现汉末动乱，有“实录”“诗史”之誉；其文清峻、通脱，被称为“改造文章的祖师”。曹丕的《燕歌行》为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其《典论·论文》为第一篇文学专论。曹植早年创作洋溢着建功立业的激情，后期诗文抒写忧思愁情，“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堪当“建安之杰”。“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在邺城“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不仅描写军国大事，抒发人生理想，也表现日常情趣，为中国文学史留下多彩的一页。
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学集团，繁盛时期人数“盖将百计”。唐代陈子昂叹“汉魏风骨，晋宋莫传”，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之句，杜甫称“诗看子建亲”，饱含对那个文学时代的深深敬意。在东汉末年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三曹、七子等邺下文人一起经历着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他们以邺城为中心，不仅大兴武事、运筹千里，更把最敏感的文学触角延伸到社会底层，关注民众疾苦，直面社会现实，舍弃崇欲矫情尚媚之风，成就大批不朽之作，开一代文学之先风和典范。
“邺城不仅是曹操政治、军事的大本营，也是当时的文化中心。”何利群表示。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上战争频繁、漳河泛滥，如今，经考古发掘确认，铜雀台地表仅存东南一角，高度约5米。因有藏冰的井而得名的冰井台，则已被漳河全部冲毁，目前经考古勘探确认了其遗址范围，但地面以上已无建筑遗存。三台中保存最好的是金凤台，地表上现存台高12米、南北长120米、东西宽71米。这也是邺城遗址地表之上硕果仅存的几处遗迹之一，亦是中国三国时期极其罕见的高台建筑遗存。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86年，邺城考古队曾对铜雀台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一件体量可观的青石螭首。这件螭首高0.49米、长1.92米，前半部微上翘，眉目雕刻夸张精美。“如此巨大的器型，可见铜雀台曾经的雄伟壮丽。”何利群说。2008年5月至2009年3月，这件螭首在日本参加“大三国志展”，总参观人数达百万之众，开创了中国文物展览在日本展出观众最多的纪录。
邺城的另一个“名头”，则是中古时期“中国佛都”。据文献记载，邺城是佛教东传重镇之一。邺下佛教初兴于公元4世纪前叶的十六国后赵时期，历经北魏的发展，鼎盛于公元6世纪中期的东魏北齐时期，是北方地区继大同、洛阳之后的佛教文化中心。
历史上，邺城曾孕育众多名僧、佛坛领袖。后赵时期，西域高僧佛图澄就在中原北方地区弘扬佛法，并得到后赵皇室的极度尊崇。其时，佛图澄常随弟子数以百计，前后门徒超过万人，竺佛调等数十高僧不远万里从天竺、康居(注：古西域国名)追随闻法，海内名僧释道安等也跨关渡河前来受教。
公元534年，东魏迁都邺城，洛阳城内僧尼均随同入邺，邺下佛教由此大盛。《洛阳珈蓝记》载，“暨永熙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正是由于大量中印高僧的东迁，中原佛教中心由洛阳转向了邺城。
至北齐之初，邺下佛学达到全盛。《续高僧传》载，“属高齐之盛，佛教中兴。都下大寺，略计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讲席相距，二百有余。在众常听，出过一万。故宇内英杰，咸归厥邦。”西域高僧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那连提离耶舍，中土名僧慧光、法上、道凭、僧达、灵裕、慧远等先后在邺城译经注疏、讲经说法。小乘之毗昙、成实，大乘之地论、华严、般若、法华、净土、涅槃以及禅、律等佛学思想在此融会贯通。
随后的建德法难，令邺城佛教遭受重创。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北周武帝进兵北齐，攻占邺都，将灭佛运动推行至其统治全境，天下寺院4万余所，尽赐王公贵宦充作宅第，勒令僧徒还俗近300万人，并焚毁经像，没收寺院财物。
由此，邺城僧众流散到全国各地，却也使得邺城佛教随之传播扩散，佛学思想在更广的范围内遍地开花。南北朝佛学之异趣，诚如汤用彤所言：“南方偏尚玄学义理，上承魏晋以来之系统。北方重在宗教行为，下接隋唐以后之宗派。”
“隋唐的佛教宗派中，至少有七八个宗派发端或缘起于邺城。”何利群表示，邺城佛教虽终止于周武灭法、杨坚毁城，但其佛学精髓深深植根于隋唐以后的地论、华严、法华、净土、禅、律诸宗及三阶教中，形灭神在，传承有序。
地处南北交通要道的邺城，历史上亦是东西文化交流通道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尤其东汉以来，陆续移居邺城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越来越多，他们在邺城形成了参与民族数量众多、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一次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大融合。“这种民族融合，由‘多元’到‘一体’，为隋唐的统一创造了条件，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何利群表示。
作为公元3世纪至6世纪中原北方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中心，邺城成为当时文化碰撞、民族融合的交汇点。而随着丝绸之路的延伸、繁荣，邺城在政治制度、都城规划、文化艺术、建筑雕塑等方面不仅同西域地区存在广泛交流，同时对东方的日本、朝鲜半岛也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对于人类文明而言，邺城既有西来的影子，又有中原汉文化反哺交融的面貌，它吸收了几大古老文明的养料，吐纳之间，形成独特的邺城文化，进而又影响和滋养到更为深远的区域。
“幸运”的邺城考古
“考古是需要‘运气’的，但这种‘运气’是建立在几代人不断积累的基础之上。”何利群毫不讳言道。虽然用他的话说，都城考古没有那种“金碧辉煌”，但相较于其它默默发掘了几十年的大型都城而言，邺城考古无疑是“幸运”的。
邺城遗址位于临漳县西南部，分为邺北城和邺南城，邺北城加邺南城内城面积约14平方公里，邺南城外郭城区据推测约100平方公里。邺城遗址核心区保护范围30平方公里，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范围约84平方公里。它是中国少见的没有叠压在大城市地下的大遗址，也是国家首批36处大遗址之一。
然而，如何穿透厚厚的流沙，无疑是邺城考古的最大困扰。历史上，杨坚毁城之后，战乱频仍，漳河泛滥，故都邺城被掩埋在泥沙之下，在以后长达1500年的漫长岁月中，始终未能恢复城市规模。清代乾隆59年(公元1794年)，一次洪水使得漳河改道，从废弃的城址中部穿城而过，将邺城遗址一分为二。
邺城考古队首任队长徐光冀是“六朝古都”重见天日的关键人物，也是邺城考古的“奠基人”。1983年10月3日，从北京出发的徐光冀一行两人，坐着绿皮火车辗转来到这个埋藏着千年古都的小县城——临漳。忆起邺城考古往事，徐光冀还是那么兴奋、风趣。
“经常是，两三米的探铲打下去，带上来的全是沙子。”徐光冀说，没有期待中的泥土，也就意味着，下面是否有人类活动遗迹无从判断。
邺城遗址面积庞大，宫殿、城墙、道路全部掩埋在地下，“几十平方公里，就像掉进去一样，如果不能经过勘探找准发掘位置，就会什么都摸不着”。
徐光冀和考古队终究“不负众望”。担任队长的12年间，以探寻邺城城市布局为重点，徐光冀带领考古队以大规模勘探和重点发掘相结合的方式，“把曹魏邺北城的大致轮廓搞清楚了”。
徐光冀他们发现，虽然此前中轴对称的建筑很多，中轴对称的建筑群也很多，但曹操的创举在于，“这里开始出现中国古代都城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上的建筑具有唯一性、礼仪性、等级性，它是最高等级的、封建礼仪的象征。最终确认了曹魏邺北城单一宫城、中轴对称、功能分区规整有序的城市布局。
他们还为世人揭开了一个谜团：这座最初由曹操肇建的王都——曹魏邺北城，其整齐而科学的城市格局，直接影响了隋唐长安城的都城规划，对东亚地区日本、韩国等国的都城乃至后世的中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的城市建设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徐光冀手中接过接力棒的，是邺城考古队第二任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岩石。起初的几年里，他在金凤台上安了家。时间转瞬进入21世纪，邺城考古队的工作重点转向探寻邺南城的外郭城，深入探讨其布局特点及其在汉唐都城发展史上的历史定位。
为配合这一课题，2002年10月至12月，邺城考古队对邺南城朱明门外赵彭城村西南的一处夯土台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遗址长期以来一直传说是魏元帝曹奂的陵墓，屡受盗掘。这次发掘发现了当时所见最早的中心刹柱和砖函(应为隋唐以后瘗埋佛骨舍利的地宫雏形)，并证实该遗址为东魏北齐时期的皇家寺院，填补了汉唐考古学、古代建筑史和佛教史上的多项空白。这无疑是近年来佛教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因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入选200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赵彭城北朝佛寺的布局与北魏时期前塔后殿式的寺院布局有所不同，反映了由北魏时期流行的以塔为中心的前塔后殿单院式布局，向隋唐以后普遍出现的以佛殿为中心的多院多殿式布局的转变。”对此，何利群解释道，其深层次原因在于佛教理念由早期的释迦崇拜和重视禅修向隋唐宗派分立和崇拜对象多元化的嬗变，在中古寺院建筑格局的演变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其实早在1998年，邺城考古队就在赵彭城佛寺东侧的核桃园村西南地发现了多处大型夯土遗迹。自2012年至今，邺城考古队先后发现和发掘了寺院的塔基、大殿、门址及两翼连廊等建筑，并推定该遗址为北齐天保九年文宣帝高洋所建大庄严寺。
“这是继赵彭城北朝佛寺之后发现的又一座大型北朝皇家寺院遗存，对了解北朝晚期建筑技术、佛教瘗埋制度，探寻东魏北齐邺城外郭城问题以及东亚地区早期佛教传播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负责核桃园北齐大庄严寺发掘工作的何利群表示。
皇家寺院的发现无疑是邺城佛教文化史迹探索的一大突破，然而时刻萦绕在考古队员心头的一大疑团是，在规模如此宏大的皇家寺院中，竟然没有发现几件佛像。如果寺院里主要放置的是金铜像、彩塑像或旃檀像，可能随同寺院一同毁废或被熔化，而邺城周边多年来陆续出土的造像暗示石质造像应该在寺院供奉对象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经历了周武帝灭佛和隋文帝毁城移民之后，这批曾经被无数信徒顶礼膜拜的佛像将归藏何处？
令考古队员们惊喜的是，谜底终于揭晓了。2012年1月10日，邺城考古队突然接到临漳县文物局和执法队的紧急通报，在习文乡北吴庄村北的漳河河滩内发现盗掘迹象。经考古钻探确认，近5米厚的流沙之下有石块，探铲带上来的粉末显示石材为邺城造像常用的汉白玉。
抢救性发掘当即展开。埋藏坑坑口位于流沙层下，是一个专门埋藏佛教造像的不规则方形土坑，边长约3.3米、深1.5米左右。发掘期间正值春节，历时16天，共出土佛造像2895件(块)，另有3000件左右佛造像碎片。经整理研究发现，出土造像多数是白石质，少数为青石或其他石质。其中有题记的造像约300件，时代主要集中于东魏北齐时期，另有少量北魏和唐代造像。
“这是目前所知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量最大的一次佛教造像发现，一次性出土佛造像的数量、品相、材质位居中国之首，世界罕见。”何利群说，这些堪称“半部中国佛教造像史”的造像工艺精湛、造型精美、类型多样、题材丰富，代表了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一个高峰，也见证着这座中古时期“中国佛都”的往昔。
“从现有迹象来看，邺城遗址出土佛教造像普遍经历了北周武帝的‘建德法难’，后经隋代修复继续奉用，但在唐代某次特殊运动后，这批造像再度被损毁破坏后集中埋放于此地，直至一千余年后重见天日。”何利群推断道。
由于出土佛教造像表面的色彩封护、贴金加固、碎块拼接缀合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10余年来，这批造像的修复工作始终在持续进行中。已修复完成的部分，则陈列于中国首座佛教造像专题博物馆——邺城考古博物馆。
不仅如此，公元3世纪至6世纪，邺城成为中原北方地区民族融合的大熔炉，汉、羯、鲜卑、氐等族先后在此建立政权，为争得中原文化之正统地位，后赵、前燕及东魏北齐各王朝广泛接受中原先进的汉族文化和政治制度，在建筑技术、装饰风格方面极尽奢华的表象，同时与西域及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也屡见于史载，来自西域的宗教和乐舞更成为各族统治者争相追捧的对象。
“这些都能从邺城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遗物中找到佐证。”何利群说，宫城区出土的大量础石及各类石质建筑构件，尤其是位于206号大殿台基周边的莲花覆盆檐础、忍冬纹垂带石，以及青、白石质的摩尼宝珠纹、莲花纹铺地石等饰纹石构件，与文献记载中北齐邺都宫廷内豪奢华丽的建筑装饰契合。此外，如佛教造像、墓室壁画、随葬器物等，都可佐证邺城成为中古时期东西文明交流、南北民族融合、多元文化碰撞的舞台。
邺城待解之谜
“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外郭城在哪。其实外郭城东西南北的大概位置已经推断出来了，但是找不到城墙。”朱岩石说，考古学是一门实证科学，推测的结果找不到实证，这是最大的困惑。
现实情况是，邺南城外郭城区据推测约100平方公里，“要在这么大的范围内捞一个几米宽的夯土墙，就像大海捞针一样，谈何容易”。
朱岩石表示，不能否认，邺城考古40年来取得了很大收获，但距离科学、全面、准确地解释邺城那个时代、解释邺城都城全貌还差得很远。“关于邺城，研究题目太多了。它就像一座庞大、丰富的历史资料库，在国内和国际考古界、学术界享有盛誉，始终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朱岩石举例说，比如，邺城的手工业遗迹和遗物的研究非常重要，它牵涉到中国北方白瓷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源的，怎么起源的。他认为，白瓷的出现和邺城的陶瓷烧制技术有直接关系，白瓷的起源地很有可能就在邺城，“因为我们发现邺城的陶瓷烧制技术已经能够使烧制温度接近瓷器需要的温度”。
“如果没有白瓷，你能想象今天的瓷器是什么样子吧？”朱岩石感慨道，正是由于白瓷的产生，匠人们才能够在白胎上进行彩绘，之后逐渐出现景德镇彩瓷，整个中国陶瓷贸易为世界所瞩目。
时至今日，关于邺城，考古工作者们掌握的信息仍然九牛一毛。“我们迄今才发掘了4万余平方米，只是从蛛丝马迹中找到了一些推断的依据，捕捉到了一些有关邺城的非常宏观的、概括的信息。如何能够真正运用这些信息，更加丰满、生动、科学、全面地去阐释邺城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宗教等方面，需要做的工作太多了。”在朱岩石看来，“需要几代人去努力”。
对于考古来说，一个有意思的循环是，不断地取得成绩，不断地产生困惑，不断地解决问题，又不断地出现新的问题。朱岩石表示，邺城考古工作尽管不断地出现新的问题和困惑，但整体研究水平在提升。“可以这么讲，取得的成绩越多，认识越深刻，问题和困惑也就越多，它是成正比的。关键是怎样建立起已知系统，再从已知到未知，实现从‘0’到‘1’的突破。”
令朱岩石欣慰的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开始关注邺城考古。“邺城考古队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团队，一个人研究一辈子也只是一人的能力，当10人、100人甚至更多人来研究它，才能使得总体的研究水平得以提高。”
对于新一代邺城考古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沈丽华而言，面临的任务已然不同。“以前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关注整个城市的格局，现在我们还要关注建筑技术、建筑材料的发展体系，关注社会生活、手工业生产以及哲学思想和文化艺术等方面，要求也就提高了。而且我们需要不断地补充和修正以前的认识，因为过去的工作总有一定的局限性。”
沈丽华打了个比方，“这有点像盲人摸象，我们如果预先知道大象长什么样，再去摸象会是相对容易的。但实际上，考古人来到邺城，是一个全新的之前从来没有做过考古工作的城址，城在哪都不知道。”
经过考古工作者40年的接续努力，“前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土壤、种苗已经培育好了，树可以成长了，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让这棵大树更加枝繁叶茂。”沈丽华说。
与第一代邺城考古人仅仅依靠洛阳铲进行考古勘探不同，如今，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大大促进了考古技术手段的提升。
“传统的是用洛阳铲去探去看，但洛阳铲有很多局限性，如果埋藏特别深或者下面有水，洛阳铲就会探不下去。拿邺城遗址来讲，漳河一线流沙很多，考古勘探就得先穿透流沙，在邺城考古刚刚开始的那个年代，仅仅依靠洛阳铲勘探就比较难，效率也低。”沈丽华说，现在会有物理探测的方法，比如高密度电法，有时也会使用探地雷达等。根据遗址情况的不同，传统方法和现代方法结合在一起去工作，大大提升了考古勘探的效率和精准性。
谈及邺城考古的未来，徐光冀断言，“邺城考古还要再做一百年”。
对此，考古学者们不约而同地有着相同的看法。“我们一年在邺城最大发掘面积仅仅两三千平方米，对于一座100平方公里的城来说，现在连几千分之一都没有发掘完。”何利群说。
朱岩石也认为，对邺城来说，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要做下去，“那时候我们的发掘水平、科技水平、认知水平会更高，那一定会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