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院的发展始终与朱子学的构建紧密交织。自唐代发源，这一承载中华文化基因的教育形式跨越千年，如今正成为朱子学与世界文明对话的重要桥梁。
回望历史，书院与朱子学渊源深远。书院的雏形可追溯至唐代开元年间，由东汉儒者研习 “五经” 的精舍演变而来，早期多为民间兴办，始终秉承孔子 “有教无类” 的理念，为平民百姓打开了读书求学的大门，奠定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民间根基。
到了南宋，面对 “国破世衰”、儒学衰微的困境，朱熹成为推动书院发展的关键人物。他不仅大力整顿官学、振兴书院，更推动书院与理学深度融合，建立起系统化的书院教育制度 ——以 “四书” 为核心教学内容，以 “忠孝廉节” 为育人根本，让书院成为理学传播的重要载体。据载，朱熹一生过化书院 60 余所，编撰的 600 余卷著作多被用作书院教材，还在寒泉、云谷、武夷、考亭等自办书院中完成了理学的主要研究成果；其制定的中国第一部教育章程《白鹿洞书院学规》，直指“声利之场”时弊，明确先教道德伦常、再教“为学修身”与“处事接物”，其办学方针至今仍是中国教育发展的遵循。
在朱熹的影响下，书院教育迎来空前发展：他创办书院期间，门生数千、菁英五百，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考亭学派；闽北地区更因 “书院林立” 跃升为全国学术与教育高地，带动理学、书院及中华文化的繁荣。宋末时，仅闽、浙、赣、湘四省的书院数量就已超过 250 所；至清康熙至同治的 170 年间，福建鳌峰、凤池、正谊、致用四大书院名扬东南，更成为台湾书院的渊源所在，推动“闽学(朱子学)东传”，进一步扩大了书院文化的影响范围。
纵览唐、宋、元、明、清五朝，全国先后创办书院 7500 余所。这些书院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学术、藏书等领域贡献卓著，更培养出一代代治国安邦之才，最终为中华民族的融合与统一筑牢了文化与人才根基。
清末科举废止，“书院改学堂”成为历史必然，但朱子学与书院精神的核心价值并未湮灭。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民惟邦本”“天下和合”的人文理念，以及“德育为先”“博学笃行”的教育思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活力。
目前，全国已修复和新建书院超过4000所。白鹿洞、岳麓等“北宋四大书院”及武夷、考亭等闽北书院得到精心保护与扩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8所高校组建“中国大学书院交流共同体”，复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38所高校成立“高校书院联盟”，共同探索书院制教育与现代大学融合之路。尼山圣源书院、厦门筼筜书院等新型书院融汇传统与现代、连接中国与世界，推动民间书院在经典传承与全民阅读中绽放光彩。
书院早已跨越国界，成为朱子学向外传播的重要平台。自12世纪末起，朱子学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传播至东亚、东南亚及欧美地区，尤其在朝鲜、日本、越南等华侨华人聚居地影响深远。古代朝鲜李氏王朝时期，朱子书院地位甚至超越官方乡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朱子学誉为“后孔子主义”，认为其“在哲学和政治领域影响了世界很大一部分”，并将“与朱子理学相关的书院遗址”纳入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
新时代的书院，也成为中外文明对话的新平台。2013年，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作为中美人文交流项目启动；2017年，厦门筼筜书院因朱子任同安主簿时的相关渊源，以及“旧学商量、新知培养”的办学理念，成为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的首场活动举办地，使书院亮相重大主场外交舞台。
但要让书院更好地架起文明对话之桥，还需多方协同发力：社科理论界应深入挖掘朱熹推行书院理学一体化与制度化的当代价值；党委政府加大相关理论研究支持力度；遴选一批特色书院作为高质量对外交流窗口；定期举办国际书院论坛、朱子学研修班，邀请海外学者开展“会讲”并推动其常态化；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组织“走朱子之路”“书院之旅”等游学活动；鼓励书院人员赴外访学交流；支持各地书院与海外华侨华人文化机构结对联谊，促进以朱子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全球华人中传承，并与各国文明互鉴共进。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书院，既是中华文脉的传承者，也是全球文明对话的践行者。以书院为纽带，朱子学的智慧将在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中持续绽放光彩，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作者：朱清 中国朱子学会顾问、厦门大学国学院客座教授、福建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