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下令从福建取种，然后分三路向江、淮、两浙区域推广。作为当时福建首府的福州，自然是这项指令执行中心。进行海外作物的推广绝非易事，光大中祥符五年(1012)，政府就从福建一次取种(占城稻就达)三万斛。在古代，“一斛”相当于“一石”，1斛有10斗，1斗相当于现在的2升，3万斛相当于现在的60万升。还有另一种算法，宋代1石相当于120宋斤，约为现代的76公斤，三万斛则相当于现代的228万公斤。无论哪种算法，三万斛都是非常可观的数量。这么庞大数量的稻种，必须从福建各地征集，然后进行统一调配，把这些从八闽各地征集的稻种，分配交付给江淮、两浙地区的相关部门。除了征集稻种，福州官员还必须详细地记录占城稻的生长习性、种植方式，以便于其他地区农民的学习和传播。在此基础上，才出现了对占城稻有着最详细记载的《淳熙三山志》。
来自福建各地的稻种在这里调配然后输往江淮、两浙区域；同样地，来自福建各地的占城稻试种经验在这里得到总结提升，经过整理后，输送到中国的其他地方。福州在占城稻的推广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枢纽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州是中国第一次粮食革命的始发区。
占城稻的引入，对于福州人而言还有其他的重要意义。
“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占城稻的引进和栽种，扩大了水稻的种植面积，把原本不适合种植粮食的土地变成了可种耕地，有效地缓解包括福州在内的福建广大区域的粮食问题。福建人民，特别是福州、莆田、闽南一带的沿海人民，除了冒死出洋之外，还多了一种选择。农业，成为福州人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北宋崇宁三年(1104)，福州开始收取田税，福州田税占全福建赋税总收入的六分之一。
二
占城稻所带来的“现世安好”，只是暂时性缓解了中国粮食问题。到了明朝中叶，随着人口的增长，缺土少粮的问题再一次制约中国历史的前行。
这时候，占城稻所带来的红利，基本上被不断增长的人口消耗殆尽。要养活更多的人口，光靠小麦和水稻已经力不从心。为难关头，还是闽人再度挺身而出，他们不断地向异域进军，经商贸易的同时不放弃寻找能为饥荒黑幕带来曙光的新物种。
这一次，他们付出生命与鲜血的代价，从凶悍的西班牙殖民者手中盗取“生命之粮”。
陈振龙，生活在明万历年间的福州海商，和他的先辈一样，远离故土，来到当时处于西班牙殖民统治之下的吕宋岛(今菲律宾马尼拉)经商。
西班牙人占领了吕宋，他们通过横跨太平洋的大帆船贸易带来了南美的白银。他们用这些夺自南美人民的白银与中国海商(主要是福建商人)进行贸易，交换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等。
在福建被称为“番薯”的农作物，正是西班牙人掠夺南美白银的副产品。他们将原产于南美的红薯、马铃薯、玉米等作为压舱物，运到菲律宾。在菲律宾的土地上，这些南美作物蓬勃生长，成为当地人重要食物。
到这里的福建商人见到番薯容易繁殖而且产量大，想到了地少人多的家乡人经常处于饥荒的阴影之下，如果能将番薯带回故乡，是不是就能够解决故乡非常紧迫的粮食问题？
当时西班牙政府不允许红薯、玉米、马铃薯之类的作物出口，违者处死。
在陈振龙之前，不少闽商冒着生命危险期望将这些有可能缓解故乡饥荒的“生命之粮”偷运出吕宋，都无法顺利实现。
陈振龙经过深思熟虑，将薯藤绞入吸水绳中，躲过了西班牙殖民者的层层搜查，渡海由漳州月港回国，后带回福州培植。
红薯是一种高产的作物，薯块中含有大量的淀粉和多种维生素，适应性强，抗旱，耐碱，抗逆性强，喜温暖、多光而不耐霜冻，是一种易于保收的作物，特别适应福建不太适合种植五谷杂粮的红土壤。就算是海边盐碱化严重的贫瘠沙地，红薯也能顽强地扎根并结出丰硕美味的根茎。
番薯在福州试种成功，适逢闽中大旱，五谷少收。远道而来生命力顽强的红薯在这次的灾荒中填饱了很多灾民的肚子。随后陈振龙促其子陈经纶上书福建巡抚金学曾，大力推广红薯种植，目的是解决闽人缺粮问题。金学曾是一个有头脑的官僚。他一开始并不盲目相信地瓜的神奇，更担心在福建本土栽种不活。当下“即觅地试栽。俟收成之日，果有成效”，这才决定在全省推广种植。金学曾还在陈经纶所献《种薯传授法则》基础上，写成中国第一部薯类专著《海外新传》。书中对红薯的生长习性、传播路径、种植要求都做了详细的记载，是对红薯引进过程和种植经验的高度总结。
福建人感激金学曾对这种救命粮的大力推广，将这种原名为“朱薯”的食物改称为“金薯”；因其由外国引进，故又称“番薯”。道光年间(1821～1850)，何则贤等士绅在福州乌石山建先薯祠，祀巡抚金学曾，附祀长乐陈振龙及其子孙。其后“先薯祠”废。1957年，福州市政府于“先薯祠”旁新建“先薯亭”，至今仍在。
福州作为最早试种番薯的地区，以福州为中心，番薯藤蔓延伸，覆盖了整个福建红土带。时人文献：“遍地皆种，物多价廉，三餐当饭而食，小民赖之。”当郑成功船队为台风所困、下令在澎湖筹粮时，粮官杨英告诉他，当地“唯有番薯”。
和占城稻一样，番薯最先在福建引种，然后再全国推广。明末，番薯已在华南地区广为种植，并逐渐向北推广。但是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影响，番薯的栽培技术传播比较慢，直到康熙时期，番薯栽培技术才传遍全国。乾隆五十年六月(1711)庚寅谕军机大臣等：“闽省地方向产番薯一种，可充粮食，民间种者甚多。因思豫省近年屡经被旱……番薯既可充食，又能耐旱，若以之播种豫省，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著传谕军勒浑，即将番薯藤种多行采取，并开明如何栽种浇灌之法，一并由驿迅速寄交毕沅，转饬被旱各属，晓谕民人依法栽种。”和占城稻一样，番薯在中国的推广也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扶持。
当紫红的番薯花在华夏大地上遍布开花之际，象征着中国第二次粮食革命的火种遍地点燃。
番薯的传入，改善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条件，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不择地而生的番薯，可以在水稻、小麦不能种植的山地耕种，而且番薯的种植反过来改良了土壤，使原来贫瘠的土地变成了可耕种的土地，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国的可耕地面积。番薯的引入不仅可开发新的耕地，还可以与小麦、高粱等其他作物进行混种和间隔种植，丰富了中国耕作制度的内容，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增加了粮食的亩产。不到百年的时间，番薯已经成为东南红土带“民生赖以食”“旱潦凶歉赖以生”的主要食物。
郭沫若曾颂扬陈振龙“此功勋当得比神农”，并非言过其实。早在清嘉庆年间，台湾诗人黄化鲤就写了一首赞颂番薯的诗：“熊掌龙蹄并有名，匀匀禹甸种初成。自从海外传佳植，功用而今六谷争。”诗人将番薯与“熊掌龙蹄”并称，与农业“六谷”并列，足见对其高度肯定。
和番薯同时期自南美传入中国的作物，还包括马铃薯、玉米等。和“番薯”一样带有“番”字的海外物种还包括“番石榴”、“番茄”(西红柿)、“番葱头”(洋葱)、“番木瓜”(木瓜)等，它们往往是在明清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而带有“胡”字的物种(胡萝卜、胡桃、胡瓜等)则往往是在汉唐时期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中国文化中，异域物种的命名往往暗示了其传播途径。
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南美作物，在华夏大地上扎根繁衍，推动了中国农业史上的第二次粮食革命，解决了制约中国人口发展的粮食问题，为中华帝国的稳定和繁荣做出不朽贡献。
引进新作物上，引爆两次古代中国粮食革命，福州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让自己在生存的挑战面前获得了先机。
番薯和占城稻都是福建人从海外网罗进中国的作物，它理所当然成为福州人餐桌上的主食，而它所滋养的不仅仅是福州人的胃，更滋养了福州人的精神。
引进占城稻为福州人民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温饱问题的解放，更重要的是，农业的发展为福州人带来更多可以选择的生活方式。人们可以安定下来耕读，在农耕之余读书。五代后两宋福州经济文化的爆发式增长，某种程度上也与占城稻有关。“仓廪实而知礼节”，出没于风波无定的海洋，那种强烈的不安全感，被占城稻推动农耕文明的脚踏实地所中和，福州人的海洋性格也融入了更多来自农耕文明的平和与圆融。
而番薯的引进，是福州人再一次在饥荒面前强有力的自救。从蹈死不顾的西班牙殖民者手中盗取的不仅仅拯救炎黄子孙于水火之中的物种，更是一种不甘妥协、顽强进取的精神传承。包括福州在内的所有福建人对这种从海外带回国内的不起眼的作物情有独钟：自言从小吃地瓜(番薯别名)；自嘲自己的语音带有“地瓜腔”。番薯那种不择地而生的顽强生命力，与福建人四海为家、爱拼会赢的精神气质高度吻合。在无数的困境中，无数的福建人一边啃着地瓜，一边鼓励着自己，闯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驶向下一个成功的港湾。(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