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古厝〉序》中提出：“保护好古建筑有利于保存名城传统风貌和个性”。作为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的承办地，福州立足古厝特色，以“世遗大会”为契机，将福州古厝的影响力与城市发展机遇紧密结合。闽都古建筑是福州历史文化的实证，福州市委宣传部特别推出“喜迎世遗大会，走进闽都文化”系列报道，邀请福州本地专家学者讲述福州故事，传递闽都文化。今天推出第四篇，敬请持续关注。
《始于福州的两次粮食革命》
作者：曾筱霞
“八山一水一分田”，人们是这样形容福建的地理环境的，生动而贴切。在面山环海的福建，不乏碧海青山，不缺山珍海味。然而，可耕作土地的稀少所带来的粮食短缺一直是困扰这个备受山海恩宠区域发展的历史问题。
谁也料想不到就在这个全国耕地问题最突出的区域，引爆了中国历史上的两次粮食革命，其爆发点就在福州。
一
当历史进入唐五代时期，长期的政局动荡让北方的耕地养活大量人口已经勉为其难，而且当时北方以种植小麦为主，单位面积产量也较低。虽然早在距今7000多年的河姆渡遗址中便发现了稻谷，但原生稻种产量低，又不耐旱，颗粒干瘪，种植范围极小。中华大地被粮食产量所困，文明的发展受到束缚。
为了躲避战乱，大量人口涌入福建，人多地少的矛盾进一步尖锐。聪明的闽人很早就懂得通过贸易，凭借海外交通及水陆便利的优势，从江浙、江西甚至海外等地进口粮食以解燃眉之急。
然而，粮食进口始终治标不治本，特别是在全国普遍粮食短缺的情况下，通过贸易获得粮食非常有限，不能保障民生必须的粮食持续可控的供应。
要么尽可能地开拓耕地，要么在有限的耕地中提升产量。这是内发性解决福建本土粮食问题的根本渠道。前者受到客观地理环境的限制，要实现根本性突破非常困难；反而是后者，成为闽人突围的目标：除了引进北方先进的劳动生产方式之外，寻找高产的作物品种成为闽人在“舟行四海、货通天下”商旅中自觉自发的“额外使命”。
到了五代末至北宋初年，福建商人在“占城”(今越南)这个地方，发现了一种优良稻种——“占城稻”。他们观察到这一盛产稻米的地区，农民耕作极为粗放，在土地上随意撒种，任其自然生长，既无灌溉设施，更无精心呵护，稻米产量不仅多，品质也相当稳定。难道仅仅是因为越南的水土好？或者说是稻种本身的生命力顽强？如果将这种水稻带回人多地少的家乡，是不是能够让家乡的人民吃上饱饭？于是这种良种水稻便跟着商人的海船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福州。
由于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在哪个确切的时间通过何种方式将占城稻引入福建。我们只知道，占城稻只是当时闽人所引进不计其数的海外物种中，最为成功的尝试之一。
我国原有稻种，从插秧到成熟，要经过150天左右，秧苗在苗床还需要1个月。而占城稻因为耐旱且早熟，从苗床移植到稻田后，只需要百天就能收割，此后经过改良，成熟期更加缩短，最快五十几天就可以收成。一年可以“二熟”，在有些地方甚至是“三熟”，极大地提升了单位亩产量。更重要的是占城稻适应性强，“不择地而生”而且耐旱耐涝，生命力非常顽强。
很快的，占城稻在福建地区迅速推广开来，使得福建的粮食紧缺问题得到了有效的缓解。这一稻种引起了宋朝最高统治者宋真宗的重视，他先是以珍货从原产地占城获得了20石的稻种，在皇宫后苑中试种，组织皇室和官员参观。宋代僧人文莹撰《湘山野录》中记录了这一说法：“真宗深念稼穑，闻占城稻耐旱、西天绿豆子多而粒大，各遣使以珍货求其种。占城得种二十石，至今在处播之。”《湘山野录》写作于公元1068～1077的熙宁年间，距占城稻引进和推广时间不久，只约60年，有一定的可信性。很显然试种的结果，让宋真宗非常满意，秋收后他还特意宴请大臣品尝占城稻所炊制的米饭。《宋史·真宗本纪》载：大中祥符六年(1013)九月丁酉“出玉宸殿种占城稻示百官”。天禧二年(1018)冬十月庚子“御玉宸殿，召近臣观刈占城稻”。天禧四年(1020)冬十月，又“召皇子、宋室、近臣玉宸殿观稻，赐宴”。还特意做了七言的《占城稻颂》来赞美这种海外良稻。宋真宗的所作所为，足见他对占城稻引进和推广工作的重视。气候学的研究表明，我国历史上存在着明显的旱涝变化，气候由公元900年前后的湿润多涝灾迅速转变为干旱多旱灾。特别是原本富庶的江南地区，也面临干旱的挑战。面临江南地区的旱情，宋高宗有意将占城稻作为应对天灾的有利武器。
占城稻虽好，然而是否有必要从占城以高价收买稻种呢？是否能就近取种？
庆幸的是，此时占城稻已经在福建的土地上顺利扎根。占城稻不择地而生的顽强生命力，加上闽人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使得这种外来稻种得以蓬勃生长。福建已经打下了向全国推广占城稻的基础，只待统治者的一声号令。
于是宋真宗下令从福建取种推广到遭遇旱情的江、淮、两浙区域。《宋史·食货志》记载：“帝(宋真宗)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李时珍《本草纲目》卷23的有关说法也表明了这一基本情况：“籼似粳而粒小，始自闽人得种子占城国，宋真宗遣使就闽取三万斛，分给诸道为种，故今各处皆有之。”
占城稻在唐末五代传入福建， 借助政府政策的春风很快地播撒在长江流域。随后在宋政府的主导下向北扩散，优良品性使其成为长江流域占主要地位的粮食作物，而伴随着地理环境不同，相继演化出繁多的新品种。所以，占城稻对长江流域稻作系统产生深远的影响。“北小麦，南水稻”——中国粮食作物的基本格局，正是从北宋自福建推广占城稻以来形成的。可以说，中国的稻作文明正是从占城稻的引进和推广开始而进入了新阶段。
除了长江流域之外，占城稻还广泛地种植在山东到广东、广西的大片干旱贫瘠的土地上，为这些地区的人民带来福音，一度还作为古代中国地方政府出粮和入税的重要粮食品类。北宋年间，我国的气候经历了一个由涝转旱的演变过程，宋代对占城稻的引进可以看作是对气候转旱的一种有效应对。
这次农业革新意义非凡，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粮食革命。唐朝鼎盛时期，中国人口大约5000万。而到了12世纪初北宋徽宗时期，中国人口超过了1亿。粮食和人口的增加，对于古代农业国家来说，就意味着国力的增强，文明的昌盛。另一个重要意义是，占城稻推广扭转了自古以来中华大地上人口北多南少的局面，国家的经济重心就从黄河流域过渡到了长江流域。
民间有一种说法：北宋咸平元年(998)，宋朝派遣使者到越南，旅居越南的福州华侨，向宋朝使者进献了占城稻的种子10石，带回福州试种，获高产。这种稻谷在宋朝被称为“黄占”，宋朝福州是全中国最早种植占城稻的城市。这种说法无法得到史料的佐证，但至少反映了福州在占城稻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
早在汉代，福州东冶港便是中国与中南半岛(当时交趾七郡，包括今越南、柬埔寨等地)交通往来的核心区域。《后汉书·郑弘传》记载，东汉建初八年(83)，“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说明当时交趾七郡向中央王朝贡献的路线是由海路在福州东冶港登陆，再经陆路转运到京都洛阳去。
福州港是中国和越南、柬埔寨等地往来交通的核心枢纽港，占城稻绝对有可能经由福州港进入八闽。成书于公元1182年的《淳熙三山志》作为南宋传世地方志佳作，翔实地记录福州当地地情。《淳熙三山志》对占城稻的记载是所有同类史书中最为具体的，它明确记载了占城稻还分为早、晚稻，早稻有六种，晚稻则有十种。不同的占城稻有不同的风味，适合不同区域的种植。可见当时福州人不仅广泛种植占城稻，而且对其品种进行了多样化的采集，在实践过程中对不同品种的占城稻的口感、生长习性、种植要求等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观察研究。因此可以肯定，福州是占城稻最早进入中国并成功栽培的区域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