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法规司发布了一份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部门规章的决定。其中，《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的修订在医疗圈引发不小震动。
这项规定最早由原卫生部在2005年发布。时隔21年，它首次迎来修改。修改的《暂行规定》中明确：会诊医疗机构应建立医师外出会诊费用分配制度，按制度给付会诊医师合理报酬并依法纳税；会诊医师享有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报酬应体现职业特点和技术劳动价值。
所谓外出会诊费用，就是俗称的“飞刀费”。所谓“飞刀”，通常指大医院专家到地方医院、基层医院参与手术或会诊。它让患者少跑一趟大城市，也让基层医院借助外院专家完成更复杂的诊疗。但过去，“飞刀费”常靠口头约定、私下转账完成，价格不透明，票据不完整，一旦出现纠纷，责任也难厘清。
如今，政策试图把这笔钱推到阳光下。
走向明账
早在2005年颁布的《暂行规定》中，就写明“邀请医疗机构支付会诊费用应当统一支付给会诊医疗机构，不得支付给会诊医师本人。会诊医疗机构由于会诊产生的收入，应纳入单位财务部门统一核算”。
但在真实医疗场景中，这条规定并未完全落地。患者需要专家，基层需要技术，医生需要合理报酬。几方需求汇聚在一起，“飞刀费”便长期处在有现实合理性，却不够合规的尴尬处境。
此次修订的《暂行规定》要改的，正是这条支付链条。医改专家徐毓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飞刀费”最大的灰色地带，是钱从患者手里直接流向医生个人。如今，这笔费用要回到医院体系内流转：由邀请医疗机构收费，公对公支付给派出会诊医疗机构，再由后者按制度分配给医生。会诊医疗机构要明确收费和分配规则，医生取得报酬后，也需依法纳税。
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的规定更多是在堵私下收费，没有进一步解决医生技术劳动如何被认可的问题。这次修订的意义，是为合规外出会诊打开一条制度通道。
邓勇谈到，《暂行规定》施行之后，合规门槛更加清晰，这意味着书面邀请、医院审批、公对公结算、正规票据都是必要环节。绕开医院，由患者和医生个人直接交易，属于违规。
“飞刀费”之所以难管，因为它还涉及基层医疗的现实需求。武汉某三甲医院外科主任医师程翔曾受邀到外地做气管切开等手术的技术演示和带教，费用由邀请医院支付。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类外出会诊不只是完成一台手术，更重要的是把技术带到基层。
在一些县域地区，外请专家更像一种医疗帮扶。西南地区某县卫生健康局局长林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地中医院和县医院与周边多个城市的大型三甲医院建立了专科联盟或合作关系。遇到高难度手术时，县里的医院会按协议邀请合作专家协助。“飞刀费”通常在1000元—5000元，由医院自行承担。患者只需按医保政策支付个人应承担的费用。但若患者点名要求某位专家会诊，则需由医院与患者协商确认，相关费用由患者自行承担，通过公对公方式结算。不过，林平说，这类情况一般很少。
过往，“飞刀费”私下交易存在着不小隐患。据媒体报道，2025年7月，有网友投诉江西省丰城市人民医院在手术期间收取5000元外请专家费，且费用单独支付给医生个人。当地卫生健康委通报称，该费用系患者及家属自愿要求并签署同意书，专家已备案，不违反法律规定。这意味着，外请专家费用私下支付，术后容易变成纠纷焦点。
今年，国内已有多家医院开始自主定价院外会诊费。记者注意到，今年浙江多家三甲医院公开的院外会诊价格，因专家资历、手术难度差异，从数千元到上万元不等。自主定价不等于可以随意收费。邓勇表示，若未来因“飞刀费”定价发生争议，通常要看三点：程序是否合规，比如是否备案、公示、告知，是否开具正规票据；价格是否明显偏离手术难度、专家资质和当地行情；收费方式是否存在问题，比如是否存在拆分收费、强制收费等变相收费情况。
医生还愿意“飞”吗？
政策方向明确了，但从文件到现实，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回答：公对公支付后，“飞刀费”会不会更高？医生还愿不愿意出去？一旦出现纠纷，责任由谁承担？
徐毓才分析，费用进入公对公流程后，患者负担可能不降反升。过去私下交易，患者给专家两三千元，有时就能完成一次外请专家手术。现在费用走医院账，这笔钱不再只是医生个人劳务费，还包含医院管理、结算和责任承担等成本，会诊医疗机构收费可能更高，但医生到手收入未必同步增加。
与此同时，知名专家受影响更明显。南方一家三甲医院病理科副主任医师陈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些大城市三甲医院的外科主任级医生，过去定期到地方做“飞刀”手术，有的专家几乎每周都去。“飞刀费”阳光化之后，这类专家“飞刀”频次或会有所降低，实际收入可能受较大影响。
徐毓才分析，过去钱直接进个人口袋，外界未必知道。如今报酬发放走明账，单位领导知道，同事也看在眼里，医生难免会有一些顾虑。法律风险降低了，但单位内部的压力仍然存在。他认为，如果这种顾虑没得到妥善处理，可能会影响部分医生外出会诊的积极性。
手术风险不会因为收费路径的改变而消失。风险背后，是责任划分问题。新修订的《暂行规定》第十四条明确，医师在外出会诊过程中发生医疗纠纷，由邀请医疗机构按相关规定处理，会诊医疗机构必要时协助。
徐毓才认为，现实并不像条文看起来那么简单。过去如果是私下交易，医院可以说这是医生个人行为；现在费用通过两家医院流转，一旦手术效果不理想，患者必然追问：邀请医院什么责任，会诊医院什么责任，医生本人什么责任？外请专家实际参与手术操作时，责任边界并不容易划清。如果术后出现并发症，患者维权成本可能也会增高。
林平也担心，如果合规渠道的收入满足不了医生预期，私下“飞刀”恐怕会以更隐秘形式存在。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部门也明确，违规多点执业或违规外出会诊，是今年医药行业反腐纠风工作的重点之一。
面对相关难题，邓勇认为，配套制度必须跟上。比如，可设定更明确的费用分配比例和到账时限，例如医生所得不低于70%，7日内到账；基层医院若面临垫资压力，可以设置专项补助；遇到紧急外出会诊时，可以先救治，24小时内补齐手续。
按新修订的《暂行规定》，除紧急救治外，若会诊超出本机构诊疗科目或资质，医疗机构不得提出邀请。邓勇认为，新增“除紧急救治外”这一前置条件增加了政策灵活性，以减少耽误救治的可能性。
多名受访者提到了监管边界。邓勇强调，监管应当有区分，真正需要重点打击的，是绕开医院、私下收费的违规“飞刀”，而不是把每个流程瑕疵都上升为违规行为。
徐毓才认为，“飞刀费”阳光化的方向没有问题。它承认医生的技术劳动，也有助于减少私下收费和灰色交易。但外出会诊带有市场化属性，不宜把所有问题都推向行政管制。他说，行政机关处理相关投诉时，也应尊重事前协议，而不是一有投诉就简单按违规处理。如果收费标准、责任划分、纠纷处理等配套细则没有跟上，政策效果可能与初衷产生偏差。
(文中程翔、林平、陈州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