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丽觉得，过去的几年，工作是靠“熬”过来的——连轴转的大小活动和会议、每天要在App上签到并转发文章，以及制作各类没有创造性的文本材料后，还要面对冗长的汇报审核程序……
作为沿海某市一所高校的在编教师，入职五年来，毛丽发现，“30%的工作时间，会陷入无意义的形式主义中”。毛丽的感受并非孤例——这是困扰基层干部许久的“形式主义”问题，也是近几年来国家一直在整治的问题。
8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该文件提出了切实精简文件、严格精简会议、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规范借调干部、规范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管理、规范明晰基层权责、规范创建示范和达标活动等七个方面要求。
文件有一些较为具体的规定，比如：年度实际发文数量一般只减不增；地方和部门文件一般不超过5000字，部署专项工作或者具体任务的文件一般不超过4000字；不向县及以下单位借调干部；现有多个政务应用程序到基层的，应当逐步清理压减整合等。
多名受访基层干部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若干规定》的印发肯定会给工作带来“减负”效果，亦有受访者称自己的部分工作内容确实已逐步调整。
正如《若干规定》所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顽瘴痼疾，必须下大力气坚决纠治。基层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不能被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束缚手脚。
“无事不报”
大约两周前，东部沿海某市应急管理局的基层干部张捷收到了部门下发的《若干规定》。仅从文件下发这一动作来看，就能看出单位确实在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了。
过去，传达类似《若干规定》这样的文件，部门甚至单位肯定要开大会。这次，部门只在微信群中简单告知，即将依照文件精神，启动“量化考核”改革。
这场改革将实打实减少张捷的工作量。
他的日常工作曾经是有部分量化内容的：每周两次基层走访、每日政务号更新，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内部安全文档整理等，每项都被要求严格留痕。“基层走访要拍照并发微信群，回来要写报告；政务号更新的内容是复制其他号的，只求完成任务。”
如今，基层走访量的硬性要求被取消，政务号更新则改为“无事不报”，强调内容真实、必要，不再盲目追求数量。
与张捷类似，在西南地区某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工作的曾希，一个月前得知部门将按《若干规定》调整考核。
此前，他的工作与当地月度就业率挂钩，还需兼顾创业指导、见习基地考察、职业培训等任务。每月的数据压力之下，他甚至动员亲属填写虚假创业材料，以确保考核达标。如今，就业率考核改为按年度计算，他的压力有所缓解。
单位的人事安排也有所变化。2021年，他所在部门从基层借调了两名专职内宣人员，后者要兼顾两个单位的工作，却既无编制也难晋升，收入与曾希单位的年平均工资差距近万元。
《若干规定》此次明确，上级机关、单位原则上不得从县及以下单位借调干部，不得以工作专班、跟班学习、交流锻炼等名义变相借调干部。曾希所在单位正在讨论，要增加编制、正式调任两位借调人员。
另一个在《若干规定》下发后得到缓解的事项，是督查检查的次数。
在浙江工作的基层干部李怡回忆，2023年之前，上级常常突击检查台账，要求他们提供任务清单和执行材料。由于材料分散，她常常需要补录或临时“摆拍”。一次季度督查中，她因缺少某街道食品安全巡查档案，不得不连夜和同事赶赴街道“重演流程”，请店主配合签字拍照。
《若干规定》强调了“不得向同一地方反复安排督查检查事项”，以及“每个省全年平均每月接受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门实地督查检查考核不超过规定次数”。
如今，李怡感到台账检查的频率已明显降低。她从领导处得知，未来此类检查可能仅保留每年一次。
在长期观察基层治理的华南理工大学政府绩效评价中心主任郑方辉看来，过去，基层干部确实会感觉到，有的事情不应该由他们做，或者考核不合理，但因为没有制度手段，不明晰边界。《若干规定》的下发，让他们有了拒绝的理由。
此外，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陈文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让相关部门在组织会议、布置工作布置时，会提前考虑是否给基层干部带来不必要的负担。
不断推进的过程
事实上，基层对形式主义减负的感知早已有迹可循，尤其是在微信工作群、政务号方面。
2019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文件提出，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着力解决文山会海反弹回潮、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干部不敢担当作为等问题。
自此，各地开始探索整治形式主义，其中最被关注的是微信工作群的整顿。
李怡回忆，那年部门领导明确传达，不再要求在多个微信群重复汇报同一事项，并开始合并、清理多个群聊。此后，工作沟通逐渐转向更规范的“浙政钉”政务平台。
四年后的2023年12月，中央网信办印发《关于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若干意见》，要求对使用频率低、实用性不强的政务App及时关停，并妥善处置相关数据。
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2023年中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截至当时，全国政务新媒体账号有11万个，年发文量超过2000万篇。
政务号数量激增的背后，是内容同质、运营低效的“数字形式主义”。
北京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雷明曾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当运营者对政务号定位和内容把握不准时，常常流于“官话体、慢半拍、没人气”，严重影响传播力。
一位长期参与政务号运营的外包团队负责人透露，2019至2023年期间，他们负责多个政务号的内容维护，一年外包费用是20万—30万元。大部分内容复制自其他政务号，“真正阅读的人很少，主要用于内部汇报和考核”。
此后，政务号开始“瘦身”。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截至2024年5月，有10余个省市的政务微信公众号或微博号官宣停止更新或注销，覆盖省、市、县、乡镇多个层级。
东部沿海某市宣传系统干部金剑说，此前本地各部门公众号和App都需参与每月排名，“先比阅读量，不行就比发布数量”。为了排名，不少部门不得不“凑新闻”“堆素材”。2023年，当地网信部门取消排名，金剑直言“至少省了一半精力”。
此次《若干规定》印发，政务号的进一步规范仍是题中之意：不得把政务应用程序异化为工作考核日常化、督查检查线上化的主要载体，不得将点赞量、网络投票数、转发量、学习时长等作为考评依据。
谨防“形式上治理形式主义”
不过，不断推进的过程也会有“走样”和“反复”的情况发生。如何避免“以形式治形式”，让减负落到实处，是基层与上级都要面对的课题。
郑方辉观察到，在基层实际工作中，“会多”是困扰基层时间最长、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若干规定》以及此前数次对形式主义的整治，都提出了“严格精简会议”，在很多地方也确有成效。
河南一位村干部说，过去至少每月两次驱车上百公里参加县里组织召开的会议，有些与本职工作无关，但是“电话一来就得去”。如今降到一月一次，且多为重要会议。
南方某省村干部赵晓田回忆，过去他曾经历过一周五场会，节假日也要集中学习，比如端午节的传统文化课，“没人敢缺席，也没人真投入”。现在如果无突发事项，他每周只参加两三次会议，效率更高，责任边界清晰。
但在李怡看来，她所在的单位看似减少了会议频次，实际上是大会变小会，有些会议不上报，或者改为线上会。“从数据上来看，会议是少了，但在上面消磨的时间仍然没有减少。”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此前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基层的一些会议是没办法精简的，因为免不了需要会议来协调工作、传达精神，“但是上级对会议的总体数量又有要求，所以基层只能换一种形式，就是不出会议通知、不出会议纪要，实际上还是那些工作”。
此外，有基层工作人员提到，目前在各地的政务平台上都有“为基层减负线索征集”的填报端口。填报端口自称匿名征集，但他仍害怕填报。“在一个实名登录的工具上，填写匿名征集，本身就是一种形式主义。”
陈文琼把上述行为，统统定义为“形式上治理形式主义”——看似减轻了负担，实则走过场。
在近期的调研中，陈文琼发现，某县委书记特别重视学习活动，就要求县委组织部牵头，将某项学习任务逐步推进到每个村、乡、镇，并要求所有干部在学习后现场考试。带来的结果是，当地的基层干部在考试和准备考试的过程中耗费了大量实务时间。
虽然后来为了不增加基层干部的工作负担，这项考试在时间上已有调整，但活动本身并没有取消。可以说，这种形式主义问题的整治就是在“形式上”的。
基层想有效整治形式主义，需要先理解形式主义是如何形成的。陈文琼指出，基层面临的工作任务目标与实际情况有偏差，但又担心被问责，所以不敢纠正，只能硬着头皮去应付。
吕德文也提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之所以严重，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基层工作丧失了自主性。“过去，基层可以自己调配每一项工作的轻重缓急”，但上级部门把下面的时间都精细化地安排好了以后，基层反而没有了自己调配的空间，如果完成不了任务，只能用形式主义方式去应付。
郑方辉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南方一些不富裕的村内，党支部书记、村长所负担的工作任务通常是长线的，比如为村民产品找销售渠道。工作很难在短时间内量化，可每隔一段时间上级就要下来考察，反而会打乱基层干部的节奏，让其丧失工作积极性。
所以他觉得，要想从源头上解决形式主义的问题，还是需要先减少基层的压力。其次，减少自上而下的干预，赋予基层更多的自主权利。陈文琼也提到，明确基层职权后，基层才能不再受困于上级下派的部分不明晰任务，形式主义问题才可能逐渐好转。
(文中毛丽、张捷、曾希、李怡、金剑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