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底，因山西某教师的网上吐槽，“中小学生连上厕所的时间都快没了”登上微博热搜，学生在本该休息的课间十分钟被“圈养”的话题再次成为热点。
不少学生和家长表示，课间十分钟打水和上厕所不能兼得，加上拖堂或提前回教室的要求，十分钟的休息时间被严重压缩。“圈养”的课间十分钟已引发中小学生一系列身心健康问题。部分教师则表示，这是对学生安全管理的结果，家长担心学生在课间打闹受伤，教师作为第一责任人，除了严管别无他法。
11月3日，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公开回应，应坚决纠正以“确保学生安全”为由的课间活动限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就学生安全而言，学校虽然是主要责任方，但不应“无限担责”。目前，校内事故的责权关系划分不够清晰。广泛的安全担忧背后，还暴露出学校活动空间、师生配比等方面的不足。
课间十分钟归还之难
“儿子的下课时间被前后两堂课挤占，都快没时间上厕所了。” 重庆的家长王永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的儿子读二年级，每天作业基本要做到晚上10点多，如果课间再没有玩耍休息时间，儿子会很郁闷。这不是个例。瑶瑶在重庆九龙坡区某小学上三年级，她时常向父母抱怨，语文老师经常拖堂，占用下课休息时间，导致“班里的同学最不喜欢上语文课”。
来自重庆大渡口区的陈平说，儿子上小学三年级，老师偶有拖堂，但上课前学生不用提前去教室静心。学校明确规定不能在楼道间嬉戏打闹，可以正常玩耍，但有些班级的老师会直接禁止学生课间离开教学楼。晓薇就读的北京海淀某中学也有类似规定，但学生在课间可以正常活动。她在课间一般都选择留在教室里聊天或是写作业。在一些学校，孩子虽然不至于没时间上厕所，但课间学生留在教室写作业的现象比较普遍。
课间十分钟并不是最近才消失的。2021年4月，《半月谈》发文称，“只许喝水上厕所，神兽归笼如坐牢”，引发广泛关注。之后，新华网、《北京日报》等媒体相继发表评论文章，呼吁拒绝“文明休息”，把课间还给孩子。
如今过去两年多，事情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原所长马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家长普遍要求孩子在校绝对安全，学校难以保证，这种矛盾进而外化成课间十分钟消失的表象。原来孩子“散养”居多，但现在独生子女“圈养”现象普遍，家庭的安全考虑延伸到学校，催生了“不出事为主”的管理模式。
公开资料显示，今年10月，河北高碑店一小学四年级女生课间十分钟与男同学发生肢体冲突，导致两颗门牙断裂，需花费3.5万元治疗费用。事后，高碑店市教育局工作人员称，正在安排学校积极处置。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副院长刘智慧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近年来发生的中小学责任纠纷案件看，因为学生嬉戏打闹导致伤害的事故占比较高，学校被诉未履行教育管理职责的案件不在少数。
“我们自己也是打打闹闹过来的，孩子在课间发生一些磕碰，我们家长是不会找学校麻烦的。”薛梅说。她是昆明一名九年级学生的家长。薛梅称，对不少80后父母来说，自己学生时代下课时在操场的狂奔与自由，似乎再难在孩子身上看到了。
昆明某中学行政安全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这样的家长是少数。如果孩子在课间追跑出了意外，家长会怪罪学校、老师，甚至会上报教体局和诉诸媒体。校内管理时，学校只能硬性规定学生不能跑跳，不能在走廊往返走动等。“让学生自由，领导也会责怪我们不尽岗位职责。”该负责人说道。
储朝晖认为，学校通过限制课间活动来保证安全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属于懒政，即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来面对一种复杂的形势。他举例说，如果学生在校发生了意外，比如两个同学下楼时打闹摔下楼梯，接下来很可能就是家长找到学校处理，但学校不完全具备处理这件事的责任和权力，因此当地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必然出面。常见的处理方式就是对某些主管人员或领导进行撤职，虽然处理效率高，但没有对事情的前因后果和事故细节完整调查。这样的处理方式会导致教师和校方人人自危，因为一旦再出现这样的情况，被撤职的可能就是自己。而只要有一个班级出于安全考虑对课间十分钟学生的活动进行了限制，那么其他班级一定会跟上。
“另一个原因则是在校生增多，校园内部设计没有跟上。”储朝晖说。王永称，儿子就读的小学每个班级都是55人左右，学生人数过多，一个任课老师根本管不过来，而且一个老师还很可能要教多个班的课程，语文老师除了教课以外还要担任班主任工作。北京某中学道德与法治教师刘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少家长反映，希望教育部门能考虑让学校多设置班级、减少班级人数，并设立专职班主任，专门负责除教学任务外的一切事务。师生配比失衡已成为学校建设的普遍问题。
按照教育部现行《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中小学标准班额为小学45人、初中50人，超过56人为大班额，超过66人为超大班额。2016年，国务院印发《有关统筹逐步递次推动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全国义务教育大班额需控制在5%以内，且要全面消除超大班额。储朝晖表示，很多学校在建时没有充分顾及到班级人数、教师配比等问题。此外，每个班级的就近活动空间等硬件也普遍缺乏。学校超过适度规模后，不同的班级都被压缩在相对狭小的场地里活动，磕碰问题出现的可能性就会增加，相关安全风险也随之提高。
刘智慧认为，校内安全隐患正是来自前述“物”和“人”两方面。为更好保证学生安全，在物的方面，应对学校的场地设施定期进行常态化安全隐患排除；在人的方面，应当完善学校安全管理制度，增加防护设施、安排安全巡查老师制止危险性行为等，同时，也应对学生加强安全教育。“只靠牺牲课间十分钟是得不偿失的。”
应寻求责任分流
马军是教育部“2014～2022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项目负责人。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圈养”所代表的户外活动减少，与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状况直接相关。适量运动是孩子正常健康发育的保障，肺活量、体能、运动技巧等都需要在运动中培养增强。课间十分钟本就是用来保证户外活动、提升学习效率的，连续上课不利于孩子精力的合理分配。此外，较少远眺时间、较长看书上网时间也成为孩子视力的杀手。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所长宋逸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了上述部分调研结果。目前，青少年中的超重肥胖、近视和血压偏高等检出率逐年增长。根据每5年进行一次的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数据，7~18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检出率从1985年的1.2%增长到2019年的23.4%，而13~18青少年的体质达标优良率由1985年的27.6%下降到了2019年的18.2%。宋逸称，若课间十分钟消失，持续几个小时的久坐将显著增加学生患超重肥胖、血压偏高等健康问题的风险。
根据国家卫健委2022年数据，2020年前儿童青少年近视率曾得到控制，2019年总体近视率为50.2%，相较2018年下降3.4个百分点。但近三年受疫情影响，指标回弹，2022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近视率为53.6%。受访家长表示，学习和电子产品占据了大部分时间，还会导致孩子出现身体姿态僵硬、脊柱侧弯等现象。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刘海鹰今年7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据估计，国内中小学生脊柱侧弯发生率为1%至3%，侧弯人数已超过500万，且有逐年增加趋势。
马军称，近视、爱玩手机、不爱运动等表现，还可能反映了孩子的被动型人格。孩子的积极主动性随着课间十分钟的消失而消退，将影响其心理健康的发展。王永所提到的孩子“心情抑郁”不是个例。“圈养”会导致同辈社交的缺失，限制孩子的社会性发展，不利于培养其交流能力，也会为其以后的人际交往埋下隐患。学校和家长必须认识到课间十分钟消失问题的严重性。
关于课间十分钟的规范管理，教育部2021年5月通过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明确要求，学校不得设置侵犯学生人身自由的管理措施，不得对学生在课间及其他非教学时间的正当交流、游戏、出教室活动等言行自由设置不必要的约束。此前针对校园安全，教育部等先后出台了《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下称“两条《办法》”)。前者发布于2002年，后者发布于2006年。刘智慧称，两条《办法》作为规范性文件，制定时间久远，一些规定较为笼统，亟待更新和修订。
“目前没有专门针对保障学生课间十分钟权益的强制性制度，法律也没有必要作出这么机械的规定。”刘智慧补充道。《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3条规定，学校应当与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互相配合，保证未成年学生的睡眠、娱乐和体育锻炼时间，不得加重其学习负担。教育部2021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中，也有“中小学校每天统一安排30分钟的大课间体育活动，每节课间应安排学生走出教室适量活动和放松”的规定。
北京多所中小学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学校目前不存在干涉学生的课间活动的现象。刘亮称，拖堂违背学习规律，其所在学校禁止教师拖堂，拖堂教师会被学生反映至上级并遭到批评。朝阳区某中学的一位语文老师表示，不拖堂已成为教学常规考核项目，纳入教师评价体系，她“完全不敢拖堂”，并时常鼓励学生在课间走出教室。
刘智慧认为，从实践效果看，动辄将学校作为“无限责任方”是课间十分钟消失的重要原因。无论是《民法典》的规定，还是根据两条《办法》等规定，学校是否承担法律责任，主要看学校是否履行教育管理职责，如是否对学生做到事前安全教育、事中及时发现、事后通知救助等。但在目前具体司法实践中有两个误区：一是很容易将学生在学校内发生的各种意外事件，都归因于学校未能履行教育和管理职责；二是一旦有学生在学校出现安全事故，司法常存在“和稀泥”现象，或多或少判决学校承担一些责任，学校容易陷入一个总是需要面对未知法律风险的境地。
储朝晖指出，出现校园安全问题时，家长不能一味将责任推给学校，有必要回归到以学校是否履行教育管理职责为分界，进行责任的分流。目前来看，校园安全事故的责任界定容易不清晰，一线教师承担的安全责任过重。责任分流仅靠单个学校的努力是难以解决的。全球也有很多其他国家采用课间十分钟休息制，但学校的责任边界清晰，安全纠纷少，除了追责以外，医疗、救护、保险、社会赔偿等保障措施都较完善，学校本身压力就减小了。“我们的保险、应急救治机制还没有完全跟上。”储朝晖说。
陈平提到，自家孩子上小学时，曾因为参加运动会而被其他孩子撞伤，事发后分管安全的校长及班主任都及时赶到，确认受伤情况并送医。因为有校内保险，事后双方家长也申请查看了监控，加上附近同学目击，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当时情况，两方家长没有索赔，因为双方孩子都有责任。刘智慧说，发生校内事故时，学校与受伤害学生或学生家长可以通过协商方式解决，也可以请求主管教育行政部门调解。对发生校内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组织或者个人，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针对课间十分钟归还难的问题，刘智慧提出几条优化方案。一是进一步明确学校应当履行的“教育和管理职责”；二是全面修订已经不完全适应时代需求的两条《办法》等规范性文件；三是推行商业保险机制，防范校方可能承担的安全风险，使受伤害的学生和家庭尽快获得救助。
(王永、瑶瑶、陈平、晓薇、薛梅、刘亮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