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芦苇：我至少有十来个剧本不比《霸王别姬》差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倪伟
发于2022.12.12总第1072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芦苇的职业是电影编剧。这几年准确来说，可以把“电影”两个字去掉——是写剧本的，因为已经很久没人把他的剧本拍成电影了。
他常年保持着一年一部的节奏，雷打不动。从业三十多年，写了三十多部，拍出来的不到一半，但被记住的不在少数。比如《秦颂》《黄河谣》《图雅的婚事》，以及那两部“神作”——《霸王别姬》和《活着》。
如果中国电影有一座神殿，《霸王别姬》和《活着》一定被安放在前排，甚至是居中的位置。由于《霸王别姬》和《活着》在影迷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芦苇可以说是中国影迷心中的“第一编剧”。
芦苇最近住在儿子在洛杉矶北部北岭的家里。在安静的北岭，他一边休息，一边为一部关于知青年代的电影剧本收集素材。
酝酿中的作品是关于知青时代一位赤脚医生的，芦苇年轻插队时，这位赤脚医生名震陕北，也是他的朋友。他希望用这部剧本为自己经历的知青年代“做个交代”，“把一代人的真相告诉大家，肯定是反思性的”。可是今天，有谁愿意去看一部土土的知青电影呢？
出国前，他刚写完一部武侠剧本《刀客七星传》，主角是个清朝刀客，会唱山歌。芦苇钟爱北方民歌，也热爱武侠，于是两相结合。可是，侠客唱山歌，有几个人愿听呢？
芦苇不管，他只写想写的。
神作编剧与毒舌影评人
芦苇夏天爱穿圆领汗衫，冬天穿圆领毛衣，图个舒服，偶尔能见到破洞，下身常常是军装裤配黑布鞋。他身材高大，棱角分明，凌乱的胡茬似乎从年轻时就不曾修理，一副不管不顾的固执模样，一如他对自己作品的高度自信。
“我自己觉得我至少有十来个剧本，一点都不比《霸王别姬》差，甚至更好。”芦苇对《中国新闻周刊》淡淡地说，“毕竟我也还在努力进步，虽然缓慢吧。”可惜的是，这些剧本都没有拍出来。
最近，他的对谈集《电影编剧没有秘密》出版，书里揭秘了前些年他参与电影《赤壁》和《白鹿原》编剧但最终被弃用的往事。这些故事总结起来就两个字：错付。他希望拍成拿得出手的中国史诗片，但导演却意在它处，有时为了市场而放弃严肃面孔，有时只是为了捧女演员。
鸡同鸭讲的困境，芦苇已经经历了小半生。《霸王别姬》和《活着》两部诞生于90年代前期的“神作”之后，他的职业生涯就不太顺，几乎没再遇上“识货”的合作伙伴。回望那两部巅峰之作，只能感叹，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缘分。
他的辉煌停留在了那个时间点上。他认为是环境变了，当电影变成商品，艺术成为期货，老搭档纷纷“变节”。“当年我们拍电影，诉求非常单纯，就是要拍好电影。哪像现在一部电影诉求那么多，又要获奖，又要挣大钱，恐怕目标也太多了吧。”芦苇对《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不解。
与新作品的沉寂相比，他直言不讳的嘴却时而招来更多波澜。他不爱露面，但公开场合只要有人问起电影，他的批评从不修饰，常常让同行感到尴尬。受到他最无情批判的，是那些曾合作过的人。一些隔空交战和分道扬镳，在所难免。
新书里，放了他近十年来对国内外一些热门电影的短评，辛辣刺耳又酣畅。他评价《黄金时代》“没有故事，没有人物，没有主题，基本是‘三无’产品”，《八佰》“既没有真相，也没有深刻、准确而动人的人性表达”，《一秒钟》“隔靴搔痒”，《寄生虫》“过于刻意”，而《一步之遥》，简直“不知所云”。
让人略感诧异的是，这位艺术片资深编剧，对一些商业片不乏肯定。他觉得《战狼2》类型做得不错，是成功的英雄片。而《小时代》有一百个缺点，但有一个优点——类型清楚，“这一点郭敬明比陈凯歌要自觉。”
共同点是“类型”，这正是芦苇独步天下的秘籍。
很多人将《霸王别姬》和《活着》视作中国文艺片的巅峰，毕竟看起来那么“艺术”，国粹京剧、历史创伤、文学经典、现实批判……但芦苇其实是当作类型电影写的。接到任务后，他觉得陈凯歌以前拍电影不重视情节，沉湎于诗意，但有时很沉闷，建议用好莱坞经典叙事模式写《霸王别姬》，陈凯歌的父亲、《霸王别姬》艺术指导陈怀皑老导演也同意。交了稿，陈怀皑打来电话：“芦苇，你是个鬼才呀，我都看哭了。”
芦苇将《霸王别姬》定位为混有人物传记类型和三角恋类型的史诗片。发源于好莱坞的类型片，每一种类型都有固定的故事模式，以满足观众期待，但具体情节依然有无限的创造空间。用芦苇的话说，类型就是一个拐棍，帮创作者走完结构的路程。而人物冲突是好莱坞经典电影理论的关键词，《霸王别姬》好看的奥秘，其实是创作者设置了密度极大的冲突情节。
1993年，《霸王别姬》在戛纳电影节摘得中国迄今唯一一座金棕榈奖杯，同年获得美国金球奖最佳外语片。那一年，编剧王天兵在美国留学，在斯坦福大学附近一家艺术影院第一次看《霸王别姬》，惊叹其与以往所有中国电影都不一样，与《黄土地》《孩子王》《芙蓉镇》这些八十年代大陆电影相比有质的飞跃，“虽然仍是中国故事，但有浓郁的美国味。”
紧接着，《活着》改编自余华的小说，张艺谋和芦苇将其类型定位为正剧传奇和家庭伦理剧，亦有史诗精神的追求。1994年，《活着》也在戛纳电影节大放异彩，获得评审团大奖和最佳男主角。
最近一些年，芦苇欣赏的电影，也都在类型上有成功之处。他觉得《哪吒之魔童降世》充满生命力，类型很完整。《我的姐姐》是难得一见真切而又好看的家庭题材电影，饱满精炼而不拖沓。《我不是药神》难得地触碰到了社会现实，“在艺术性、商业性和类型上都很完整”。他提前看过尚未上映的《封神》，觉得这也是一部成熟的英雄成长史类型片，制作质量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第五代分与合
在国内，芦苇的生活从来没离开过西安这座城市。他出身干部家庭，成长于大院，沾父亲的光，十来岁就在父亲单位图书馆里看画册和世界名著，也早早就受了电影启蒙。七岁时在电影院看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卡比利亚之夜》，对内容一知半解，却为电影里悲惨的雏妓泪流满面。
他爱读书，却不是个书生，不管在中学还是上山下乡，他都是“头儿”。“头儿”意味着打架要冲在前面，他曾在一场群架混战中打断别人三根肋骨。十几岁时，他跟西安一个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落魄画家学画，靠着画画的本事，1976年通过社会招工分配到西影厂。
两年后，北京电影学院迎来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新生里有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李少红等人。1983年，导演吴天明当上西影厂厂长，吴天明爱才，支持青年导演十分慷慨。张艺谋的《红高粱》、陈凯歌的《孩子王》、田壮壮的《盗马贼》、黄建新的《黑炮事件》等年轻导演初期代表作，均在西影厂诞生。这帮带来新气象的年轻人，被称为“第五代”导演，由吴天明一手托起。芦苇在给导演周晓文做美工时，帮忙改了改剧本，拿下金鸡奖，随后也被吴天明发掘，转行做编剧。第一部署名的作品是《疯狂的代价》，一举拿下1988年全国票房冠军。
成功来得如此容易。时代的追光灯照到这些年轻人身上，对这一代人来说，仅仅是个开始。《疯狂的代价》中生动的人物塑造吸引了陈凯歌的注意，他请芦苇加入自己的新项目，将香港作家李碧华一部关于京剧的小说改成剧本。芦苇喜欢京剧，很高兴地接下了这个梨园行题材的项目——《霸王别姬》。
芦苇读了小说原著，觉得是个寻常的言情故事，“很香港的故事，结尾是个大团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但有改成史诗性正剧的潜质。电影中新添的配角如小四、那爷，以及加了很多戏份的菊仙，个个出彩，并且承担着各自的历史象征意味。新加的一个角色——前清太监张公公，身影在镜头里一晃，故事的历史纵深就上溯到了晚清。这也完全符合史实，清朝灭亡后，北京城里到处都有出宫的太监。这是芦苇的功力。
那时创作氛围很好，很多事情都是商量着来，芦苇与陈凯歌最大的分歧，是程蝶衣的选角。监制徐枫提议张国荣，芦苇找来《胭脂扣》看了一遍，立刻喜欢上了张国荣。“作为一个演员，他身上有一种非常真诚的魅力，他演谁，就会成为那个人。”但陈凯歌属意的是尊龙，尊龙前几年凭借《末代皇帝》中的溥仪一角在全球打开知名度。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拉来执行导演张进战、摄影师顾长卫和录音师陶经，五人投票，四人都投了张国荣，陈凯歌没再坚持。
芦苇第一次见到张国荣是在冬天，他一个人来北京，没有助理。几位主创带着他去给梅兰芳烧了香，下午去逛了逛颐和园，昆明湖上结着冰，园子里积着一堆一堆的雪。路上碰到一群上海来的大学生，他们看到张国荣，“乱喊、乱叫、乱抓，哎呦，就是情不自禁，完全失态”，芦苇如今回忆起来，笑出声来。张国荣曾经想自己做导演，有一年去陕北拍《东邪西毒》时在西安转机，特意约芦苇在机场见面。他对芦苇说，芦大哥，你能不能找故事写个剧本，将来我来拍。他没说想拍什么题材，“他信任我，我要觉得是好故事，肯定没问题。”芦苇说，“但这个愿望也不可能实现了。”
回想《霸王别姬》和《活着》，他觉得那是第五代导演创作状态最好的时候。那时大家出门坐最便宜的“面的”，一米八几的大高个挤在小破车里，雄心万丈地纵论电影。后来坐上大奔，有了跟班，芦苇却再也看不见创作力上的勃勃生机。成功或许膨胀了他们的自信，在内心里完全归功于自己的艺术判断力，至少在芦苇看来，这是“自我‘封神’了”。
1997年，陈凯歌准备拍摄《荆轲刺秦王》。芦苇看完剧本，觉得情节凌乱，人物也立不住。他问陈凯歌，用商业片的投资去拍一部实验性的无类型电影，心里是否踏实。陈凯歌回了一句，踏实得很。芦苇脑子里冒出了一句湖南人常用的感叹：“唤不回来的”。
第六代导演陆川形容过类似的感受：“在这个行当里，当你拥有越来越多的权力、越来越多的资源时，你会变得越来越狭隘，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我拍电影的时候自己做编剧，每个剧本为什么能够拿到钱，因为都是按照商业片写的，拍的时候把它们都颠覆了。但这样是不对的。”
芦苇有一句充满历史感伤意味的名言，在网上广为流传：拍《霸王别姬》和《活着》的时候，我很高兴，我以为我们终于起步了，但没想到，那就是终点。
芦苇与第五代导演的合作，也止步于《活着》。
史诗梦
再次与张艺谋谈电影，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开拍前受邀去看剧本，芦苇提了一堆意见。他回忆张艺谋对他说：先把你的意见搁在这儿，我们不论，就张艺谋、周润发、巩俐、周杰伦这四个人的组合摆在这，票房就值两个亿，你信不信？此说或许是朋友间的玩笑，但张的预测确实精准，《满城尽带黄金甲》最终以2.9亿元收官。
“我当时就有一个感觉，中国电影的环境真是变了。”芦苇回忆道。好像潮水已经转向，所有人都跟着走了，只有他还傻傻站在原地。
事实上，第五代导演普遍对历史有强烈兴趣，这与芦苇不谋而合。他们经历过大时代，对战争、革命都不陌生，受英雄主义情结和权力意识的浸染。这是时代的赋予，反过来看，也是难以摆脱的思维牢笼。
《活着》上映第二年，第一部好莱坞电影引进中国影院。此后，电影步入市场化，芦苇觉得这是个分水岭，一些创作者被市场冲昏了头脑，艺术品质让位于市场追求。后来，风行中国十余年的古装大片时代，套着历史的外壳，装着娱乐片的里子，与真正的历史反思风马牛不相及。
而芦苇始终幻想着拍出真正的中国史诗片，就像《教父》《现代启示录》《美国往事》那样的。他年轻时，正赶上好莱坞史诗电影的高潮期，这些史诗片轮番上映，看得他神魂颠倒。
他尚未拍成的电影里，大半是史诗类型，比如《等待》《白鹿原》《岁月如织》《龙的亲吻》《李陵传》等。《白鹿原》是芦苇唯一亲手推动的项目，他七易其稿，万分珍重。筹备到2007年前后，还没找到导演，群龙无首之际，他给张艺谋写了一封信，说我们都是关中人，拍这部电影义不容辞。张艺谋回信说，你说的都对，但我现在要上奥运会了，来不及了，这是国家任务。最终王全安接手，只用了芦苇的24场戏。芦苇看完电影，大失所望，拒绝署名。
这些剧本王天兵几乎都读过，他最推崇的就是《白鹿原》。“如果能按照芦苇的剧本拍出来，甚至会超过《霸王别姬》和《活着》。”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白鹿原》剧本既写了关中五十年的戏剧化传奇故事，也描绘了农村生活的真实图景，能够驾驭史诗电影技法、领会史诗片表演方法的导演，在中国难寻。
芦苇觉得第五代导演其实“起点很高”，开始拍电影时，已经上完了“生活课”。这无疑也是他对自己的认知。“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和我经历的那些事，完全可以拍出不逊于好莱坞的史诗片。”他觉得中国人是一个充满历史悲剧意味的族群，现实中就有很多悲剧。“我的梦想，就是能把这些值得表现的故事和人物放到银幕上去，留给后代。”他说，“要有一种精神品质的指向，我觉得很重要。”
新一代人则有与生俱来的新视角。当他评价第六代乃至更年轻的导演欠缺讲故事的能力，对史诗类型“没有感觉”时，或许没意识到，第六代导演的出现，本身就与对前代导演宏大叙事品位的叛逆不无关系。
其实在批评大片时代的第五代导演时，芦苇和第六代导演们殊途同归。区别在于，芦苇失望于他们对中国历史深重的苦难不再关心，贾樟柯们则愤怒于他们对复杂的现实社会视而不见。
保存手艺
今年受疫情影响，电影市场一蹶不振，很多电影院轰然倒下。有电影院老板亲手用刀将银幕划破，行为艺术般地表示对电影市场的失望，以及不满。
芦苇感受到了寒意，他刚刚表达了同情，转而又冷酷起来，“但我也没觉得2000年以后到今天，中国的电影有多大价值。现在年产量800部左右，好电影微乎其微。”
中国电影在第五代横空出世之后，经历了近四十年的复杂流变。先是好莱坞大片进入中国市场，然后是市场化起步、民营电影公司入局、贺岁片与古装大片相继出现，接着香港导演北上，诞生类型多样但良莠不齐的合拍片，到如今，新型主旋律大片独领风骚……与此同时，电影院、银幕数量和票房节节攀升，二十年间总票房从8亿飞升到600多亿，却突然遭遇疫情腰斩。一波波浪潮此起彼伏，可论起电影品质，谈到华语经典，人们第一时间还是会去九十年代找，找到的还是那几部。
他对华语电影的犀利批评，有时是知识分子式的，但更多时候是技术流的。他批评中国电影内核的丧失、价值观的混乱、剧本的粗制滥造，从根本而言，是认为从业者不尊重规律和方法，也或许是不懂得。
他从不吝啬于传授自己的经验。1999年，王天兵跟芦苇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初遇，芦苇当时在查询杜月笙的资料。他们第一次吃饭时，自然聊起《霸王别姬》，王天兵惊讶的是，芦苇对于剧本写作过程、技巧和师承知无不言，“这个人太实在了”。之后一些年，他们多次深度对谈，2013年集结出版《电影编剧的秘密》。今年，第二部对谈录出版，芦苇觉得电影编剧并没有什么秘密，第一本书的名字有点故弄玄虚，便给新书起名《电影编剧没有秘密》。
新书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是两人以一百页的篇幅逐场分析《霸王别姬》剧本，像一场妙趣横生的文字拉片，同时细致地探讨起史诗电影类型。反复交锋中，芦苇脑中的观点逐步被激发成型。“芦苇创造出了中国的史诗电影类型，这两本书则以一种谈话的方式，确立了中国史诗电影类型的理论。”王天兵说，“史诗电影类型也是个手艺，希望能保存这个手艺，让后人少走一些弯路。”
芦苇今年72岁，光荣已经拥有过。现在到了一生中心灵最自由的时候，没有经济压力，随性写想写的故事，不强求被投资人相中。脑子里盘桓了多年的题材，依然都是大时代里的小人物，他要一部一部写出来，哪怕远离潮流而无人问津，哪怕越了雷池而注定尘封。
当年选择编剧这个行业，他就准备好了接受被动。在编剧权益时常得不到充分保障的中国电影业，一部好剧本最终兑现成好电影，概率很小，且不由他掌控，他已经习惯遗憾。但这个选择里也有某种英雄主义，他觉得中国好导演还是有一些，但好编剧太少。当才华有限的人们争着做呼风唤雨的导演，这个底气十足的人，却愿意缩在编剧的角落里日拱一卒。
抽屉里的那些剧本能拍摄与否，他已经看淡。他觉得剧本本身就是独立的作品，准备将拍过的、没拍过的剧本都出版出来，给感兴趣的人看看。奖项、名声、收入，都不再重要。
他始终记得，科波拉在电影《巴顿将军》剧本里写的最后一句台词：“这一切都是过眼烟云。”
《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第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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