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作出了一项足以写入叙利亚历史的判决。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及其弟弟、前第四装甲师负责人马希尔·阿萨德被缺席判处死刑。阿萨德的表亲、前德拉政治安全部门负责人阿提夫·纳吉布在押出庭，同样被判死刑。法院对他们认定的罪名包括预谋杀人、酷刑、任意拘押以及反人类罪。这也是阿萨德家族统治结束以后，叙利亚司法体系第一次以正式判决追究这个家族最高层的刑事责任。
今年4月26日，叙利亚过渡政府开启对阿萨德政权“核心人物”的首次公开审理。这次判决结果发布后，一些分析将审判视为政治作秀。巴沙尔·阿萨德及其家人2024年底前往俄罗斯，马希尔如今也身处俄罗斯，因此两人的死刑判决短期内几乎没有执行条件。
风险
阿萨德执政时期结束以后，叙利亚面对的第一个困难是如何结束这个国家的内战。
近14年的内战造成大约50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还有大量失踪人口、政治犯以及长期存在的秘密拘押体系。对于受害家庭来说，阿萨德逃到莫斯科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是没人知道他们的痛苦应该由谁来负责。因此，这次判决最重要的意义，是罪责从一个模糊的“旧政权”落到具体的人身上。
执政时期，巴沙尔·阿萨德承担最高决策者责任，马希尔·阿萨德负责领导第四装甲师及庞大的军事安全体系，纳吉布则要为2011年的德拉事件负直接责任。当年，十多名少年因为在学校墙上书写反政府标语被逮捕并遭受酷刑，引发大规模抗议，最终成为叙利亚全国性动荡的重要导火索。15年之后，纳吉布站在大马士革法庭的铁笼中听取死刑判决，对很多叙利亚人来说具有远远超过普通刑事案件的象征意义。
这次判决公布以后，一些家属拿着失踪者和死者的照片守在法院外痛哭，大马士革和德拉等地都出现了人群聚集活动。
针对阿萨德以及前政府关键人员的公开审判从今年4月开始推进，持续近四个月。更早之前，新政府已经设立国家过渡正义委员会和失踪人员委员会，希望调查阿萨德时期的犯罪行为，以及处理失踪人口问题，并推动赔偿和追责。
换句话说，这并不是一次突然出现的政治宣判。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及其政府正在把2024年底的军事胜利逐渐转化成一种国家叙事，以强化执政的合法性。
这个问题在叙利亚尤其尖锐。阿萨德执政时期长期把政权安全和阿拉维派群体捆绑在一起。随着阿萨德出走他国，一旦叙利亚社会把“阿萨德责任”继续扩大成“阿拉维派责任”，整个国家很容易重新滑向宗派战争。
这种危险已经出现。2025年3月的叙利亚沿海暴力造成大量阿拉维派平民死亡，联合国调查认为，旧政权残余武装和新政府一方的武装人员都可能犯了战争罪。此后的苏韦达冲突又造成大规模德鲁兹平民伤亡，联合国调查同样认为政府力量、地方武装和德鲁兹武装等多个方面负有责任。
这种情况下，叙利亚过渡政府需要同时安抚受害民众和多个少数民族群体。对旧政权的受害者，沙拉要证明过渡政府不会以遗忘过去作为政治妥协的代价；对阿拉维派、德鲁兹派、基督徒以及其他少数群体，又要证明司法追究针对的是具体犯罪者，不会按照教派和地域划分敌我。
这次审判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外交背景。在8月9日，叙利亚刚刚与俄罗斯就塔尔图斯港和赫梅米姆空军基地的移交问题达成新的安排。按照协议，部分设施将重新交由叙利亚控制，军事部分则转型为双方共同的训练中心。
两天之内，叙利亚一边和莫斯科重新安排军事关系，一边判俄罗斯庇护的阿萨德死刑。这说明过渡政府正在努力把阿萨德本人从叙俄关系中剥离出去，按照国家利益重新打交道。
但另一方面，这份判决留下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阿萨德兄弟两人在俄罗斯，短期内看不到交人的可能。更麻烦的是，叙利亚法律界人士已经公开指出，判处死刑甚至可能让未来的引渡更加困难，因为很多国家不会将被告引渡到可能执行死刑的司法管辖区。人权组织也对死刑本身以及审判程序中的辩护权和程序保障提出了疑问。因此，这份判决现阶段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压力
旧账当然要清算，但沙拉政府面对的是一个主权被战争切碎、社会被宗派裂痕撕开、国家机器仍然处于重新拼装过程中的叙利亚，面临着远超阿萨德死刑审判的多重考验。
现阶段，新政府面临的最严峻压力来自南部。阿萨德政权倒台以后，以色列军队进入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规定的缓冲区，并占领了包括赫尔蒙山叙利亚一侧在内的战略地区。他们此后又多次在叙利亚境内实施空袭、拘捕等军事行动。今年7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访问叙利亚期间再次表示，以色列违反1974年协议的行为不可接受，不过这样的讲话对以色列不起任何作用。
沙拉迄今采取了相当克制的路线。他公开表示叙利亚正在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安全协议，希望避免军事冲突，同时坚持叙利亚对戈兰高地的权利。
这其实暴露了叙利亚最现实的处境：一个刚刚结束14年内战、军队尚未完成整合、经济和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的国家，很难再与以色列进行一场正面战争；与此同时，任何政府都无法长期接受外国军队借叙利亚虚弱之机继续控制本国土地的巨大耻辱。
未来几年，真正衡量沙拉政府能力的指标会越来越具体：中央政府能不能重新掌控合法武装力量，不同地方军事集团能不能进入统一国家体系，阿拉维派和德鲁兹派能不能获得基本安全感，以色列是否能够退出2024年以后新进入的地区，数百万难民有没有条件回家，经济、住房和基础设施能不能逐步恢复。
对于一个被战争严重掏空的叙利亚来说，重新建立法院、军队、税收、社会信任和全民共识，很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阿萨德出走莫斯科已经接近两年，叙利亚过渡政府很难继续把所有失败都归结为前朝遗产。真正决定叙利亚能否走出“阿萨德时代”的，对内是过渡政府能否让法院只对证据负责，让军队只服从国家，让不同教派不再担心下一轮集体报复，对外则是能否让外国力量不再将叙利亚的虚弱作为领土扩张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