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想象韩国检察官也有“找工作”的一天。2026年8月初，每天都有一些西装革履的检察官出现在政府新设机构“重大犯罪调查厅”的全国巡回招聘说明会的现场。他们眼神迷茫困惑，面对媒体采访，没有豪言壮语，而是一再表示对薪资、待遇不明朗的担忧。
稍早前，韩国国会于7月31日表决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完成了韩国总统李在明力推的检控改革中最具争议的一项内容：彻底废除检察官的补充侦查权。这标志着韩国作为“检察共和国”的特殊时代正式结束。两个月后，韩国最高检察机关“大检察厅”将彻底成为历史。
长期以来，现实与影视塑造出韩国检察官独特的形象。他们要么不畏权贵，要么是黑恶势力的后台，但总之都手握大权，可以独立主导案件从调查、搜证到起诉的全部环节。而现在，他们的社会地位与人生前途都突然跌入谷底。韩国，为什么不再需要这样的检察官了？
“党争牺牲品”
国防部长徐旭、国家安保室长徐薰、国家安保室长郑义溶、总统秘书室长卢英敏、统一部长官金炼铁……这是文在寅政府核心高层的名单，也是尹锡悦上台第一年内，韩国检察官们正式逮捕和起诉的前政要名单。
如果不是尹锡悦的“戒严”闹剧，这份名单还会延长到前总统文在寅本人。在“戒严”之前四个月，检方已经将搜查扩大到了文在寅女儿、女婿的家里。为了寻找前总统“受贿”的证据，他们甚至没收了文在寅正在上小学的外孙的iPad。
这是外界最熟悉的韩国政治“剧本”，因为总是导致总统入狱而被称为“青瓦台魔咒”。如今身负终身监禁外加三十多年刑期的尹锡悦，当年也是以“把两任总统李明博、朴槿惠送进监狱”著称的“铁面检察官”。但为什么韩国会有这样的“魔咒”？
这源于军政府时代遗留下来的旧检察体制，检察机关既拥有侦查权，又拥有起诉权。换言之，相比多数国家的公诉机关，韩国检察系统更像是公诉机关与公安侦查机关的结合。
在很多国家，类似于“搜查私宅并没收文在寅外孙iPad”这样的行动，需要警方提出、检方申请、法官批准三道流程，三者各自独立，相互制约。但在韩国，检方自己申请、自己搜查，检察官只要和刑事庭法官搞好关系，就处于拥有“绝对权力”的状态，可以包办从侦查逮捕到正式起诉的全部流程。
因为权力极大，检察官成为揭露政府腐败、调查总统渎职的“正义化身”，享有特殊的社会声誉和地位。但另一方面，检察系统的畸形权力也为特权和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韩国军政府终结、“文官政府”时代开启后，金泳三、金大中等总统逐步引入特别检察官等新制度，但因为要集中精力清除军政府的其他遗留问题，未对检察系统进行大规模改革。此后，卢武铉、朴槿惠、文在寅等继任者都曾誓言解决“检察顽疾”。由“人权律师”一代领导下的进步阵营，尤其主张将侦查权彻底剥离出检察系统，但都未能如愿。
在这种政治张力下，一些检察官逐渐和“试图消灭检察共和国”的进步阵营成为对立双方。检察官出身的尹锡悦在2022年当选韩国总统，更使情况急剧恶化。尹锡悦的“后辈”检察官们成为政治斗争的先锋，在针对文在寅、李在明的一系列检控中漏洞百出，屡屡引发争议。
一个后来在国会讨论检控改革时被反复引用的典型案例是：针对对尹锡悦个人丑闻的揭露式调查报道，检方以诽谤罪的名义对相关媒体记者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在韩国司法实践中，诽谤罪通常并非由检方直接调查，但此案中，首尔中央地检厅不仅十分积极，而且在讯问中不断引导记者，将矛头指向时任在野党党首李在明。有报道称，该案中长达70页的起诉书，“与案件完全无关的李在明，名字出现的频率和(作为本案受害人的)尹锡悦一样高”，以至于法官都看不下去，要求检方必须修改起诉书。
从2022年到2024年12月，类似事件层出不穷。对于尹锡悦将检察机关作为“私兵”的行为，并不是没有检察官发起反抗。然而，敢于真的“铁面无私”调查尹锡悦夫人金建希的原首尔中央地检厅厅长宋京浩，在金建希案特别调查组成立11天后就被撤职，四位副手全被发配偏远地检厅，直接负责调查金建希受贿的检察官金昌镇甚至被调往司法研究所担任文职。替换他们的，则是尹锡悦的“打手”。其中，直接负责“没收文在寅外孙iPad”的检察官李承学，从全州地检厅的普通检察官，迅速晋升为首尔中央地检厅反腐败调查部长。
有韩国媒体评论称，尹锡悦是“以最残酷的方式展现了当侦查权和检控权集中于一处时会发生什么”。尹锡悦“戒严”事件发生后，和他绑定的检察系统迅速成为众矢之的。事实上，如果检方真的能秉承独立精神，尹锡悦能爱惜他的后辈，尊重检方，首尔中央地检厅就可以正常调查金建希的受贿问题，韩国国会就无须推进“金建希特检法”，尹锡悦“戒严”的直接导火索也就不存在了。
当然，尹锡悦“戒严”本身是韩国政治极化的产物，金建希问题只是导火索。但韩国检方在其中确实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因此，有共同民主党议员后来嘲讽道，如果检察官们对失去特权感到不满，“应该去骂尹锡悦”。
清除不喜欢的？
检察官的名誉既已扫地，李在明2025年当选总统后，自然想抓住这个机会，彻底完成金大中、卢武铉、文在寅三代进步派总统都未能实现的“检控改革”。
2025年6月10日，李在明就职总统后的第一周，韩国国会就修订了《检察官纪律法》，韩国政府法务部长官获得了对检察总长和检察官进行纪律处分的权力。但这只是最初的试水。11月，共同民主党又提出法案：剥夺检察官在身份上的“特权”，检察官可以和公务员一样，因违纪而被解雇。
此外，从就职那天起，李在明就推动废除原检察机关、剥离侦查权的根本改革。现在，按照已经得到国会通过的新法案，韩国原有的“大检察厅—高级检察厅—地方检察厅”三级检察机关将在今年10月彻底终结，政府法务部下设公诉厅，掌控公诉权；行政安全部下设重大犯罪调查厅，掌握对重大案件的侦查权。
这样重组后，韩国司法体系将向美国看齐，公诉机关只是公诉机关，检察官履行政府公诉人职能，对案件的调查工作则由警察和专门部门完成。
7月31日韩国国会解决的是整个改革中最具争议的一件事：在体系重组后，新公诉机关的检察官具有补充侦查权，还是说，他们完全没有资格侦查，只能要求警方和专门部门去补充调查？
李在明希望对检察系统进行“彻底清算”，但完全不给新的公诉部门补充侦查权，其实不符合韩国司法运作的现实。例如，水原高等检察厅的数据显示，检察官每年在对案件进行补充调查时，都会发现上万个新的事实或“改变调查结论的事实”。考虑到调查显示多数检察官都会选择在改革后留守公诉机关，这意味着一大批经验丰富的检控调查专家，未来只能撰写诉状、出庭辩论，而没有资格对侦查部门呈上的证供进行补充调查。
据韩联社报道，8月初，即将正式成立的重大犯罪调查厅在韩国全国巡回进行了招聘说明会，但1000多名应征者中只有约110人为检察官，有的地检厅只有寥寥几人参加说明会，并且对于薪资、待遇、地位等问题均持保留态度。
韩国警察部门对于李在明当前的检控改革方案也有微词，认为完全移交侦查权，将给警察带来过大的工作压力，警方也没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完成这些工作。韩国刑事诉讼法学会会长李根宇则警告称，长期以来，检察官是韩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柱石，现在的改革简单地把检察官“踢出局”，又没有有效的替代方案，最终可能导致整个司法体系的崩溃。
面对争议，李在明回应说：“改革必然会有人受益、有人受损，那些可能蒙受损失的人自然会想要逃避……没有阻力或冲突的改革就不是真正的改革。如果我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监督检控权力”与“充分惩治犯罪”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平衡。李在明“彻底打碎检察机关”的做法，即使在进步阵营内部也有争议。但正如进步阵营主流媒体《韩民族日报》所言，尹锡悦执政时期，“检察官共和国”让韩国陷入了生存危机，人们已经无法对旧体制抱有丝毫的信任。不给予检察官补充侦查权，可能让案件调查效率降低，但如果给予检察官补充侦查权，则“通过补充侦查，可以将无辜者定罪，也可以给有罪者洗清罪名”，检控改革就无法实现其目标。
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强烈反对检控改革。国会议员郑严植将此称为“清除你不喜欢的东西”的“盲目破坏”。从尹锡悦“戒严”失败的那天开始，韩国舆论就掀起对韩国政治体制和军政府遗留问题的反思浪潮。主流声音认为，军政府历史遗留下的军事、检控和司法部门的制度性缺陷，是造成戒严事件发生的体制机制原因。此外，还有不少批评将矛头指向总统权力。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过去，李在明的检控改革、国防体系改革都有成效，但对他个人权力的制约机制也在变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