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一揽子金融政策，支持稳市场稳预期。
这一揽子金融政策包括央行发布数量型、价格型和结构型三大类十项具体政策；金融监管总局在房地产、保险资金长期投资、民营企业融资、稳外贸、加大科技创新支持等方面提出八项增量举措；中国证监会围绕稳市场提出发挥好“类平准基金”作用，深化科创板、创业板改革，大力发展并购重组、科技创新债券，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等各项举措。
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国内经济面临有效需求不足、供给结构失衡等多重挑战的当下，此次一揽子金融政策“组合拳”的出台，彰显了国家稳经济、促发展、稳金融的决心，能够有效缓解市场压力，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
如何看这次降准降息的时机和力度？
此次政策出台的时机把握精准，兼具及时性与针对性。一方面，4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求“加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此时出台一揽子金融政策是对政治局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体现了政策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另一方面，当前国内经济面临内需修复乏力、外需波动加剧的双重压力，二季度稳增长任务艰巨，政策在“五一”假期后第二个工作日公布并落地，既对冲了节日前后市场情绪的潜在扰动，也向社会各界释放出“稳预期、强信心”的明确信号。
从政策实施力度分析，此次降准降息可以说是“量价齐调”的关键举措。首先是降准降息的政策力度较大，是历史上第三次同一天宣布双降(同一天宣布降准降息，此前在历史上仅有两次，分别是2008年12月22日和2015年8月25日)，0.5个百分点的降准幅度，预计释放约1万亿元长期流动性，有效缓解市场流动性紧张状况，为企业融资“解渴”；0.1个百分点的政策利率下调，连同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等多领域利率调整，形成覆盖实体经济全链条的融资成本压降效应。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政策创新——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扩容、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工具创设，标志着金融支持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的深化，既瞄准“卡脖子”技术攻关的资金痛点，也聚焦老龄化社会的消费潜力激活，精准破解供给结构失衡与有效需求不足的深层矛盾。
从政策出台的即时效能看，市场反应未呈现剧烈波动，一方面是因为当前面临的经济环境更为复杂，市场不确定性更多，市场预期的力度更强；市场信心的恢复需要时间，政策效果的显现通常存在滞后性，短期内的市场反应未必能完全印证政策落地后的实际效果。另一方面，也恰恰反映出政策设计的审慎考量。在全球通胀高企、地缘风险交织的复杂环境下，政策制定者选择分阶段释放红利，既可以避免短期强刺激可能引发的市场扭曲，也为后续调控预留缓冲空间，体现了“稳当下”与“谋长远”的平衡智慧。
从政策的结构设计看，三大类政策工具聚焦经济运行中的关键堵点难点问题，包括企业融资难、居民消费乏力、资本市场波动、长期资金不足、楼市不稳、创新驱动不足等难题，旨在通过多维度、全方位的政策“组合拳”，精准施策，逐步化解深层次矛盾，夯实经济基础。
数量型政策主要解决的是市场流动性问题。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阶段性将汽车金融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的存款准备金率，从目前的5%调降至0，直接影响银行体系的货币供应量，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振投资和消费。
价格型政策则主要关注利率水平，0.1个百分点的政策利率下调带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同步下行，通过调整政策利率来影响整个经济体系的融资成本，鼓励更多的借贷和投资活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降低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通过降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和公积金贷款利率，可以进一步减轻特定领域的融资成本，如农业、小微企业、居民房贷等，从而激发这些领域的经济活力。
结构型政策主要是侧重精准调控。通过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设立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优化两项支持资本市场的货币政策工具，创设科技创新债券风险分担工具等，进行差异化政策引导，精准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升经济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效率，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韧性。
未来空间有多大？
未来货币政策仍有较大的政策空间，可从总量宽松、价格调节、结构创新三个维度来看待。
总量层面，我国存款准备金率目前仍高于主要经济体平均水平，通过定向降准、动态调整存准率等工具释放流动性的空间犹存，后续可根据经济运行节奏灵活运用，为实体经济注入更多 “源头活水”。不过，这需要综合考虑金融稳定、通胀控制等多重因素，审慎决策。
价格层面，政策利率与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存在优化空间。可探索通过调整SLF、PSL等工具利率，引导中长期资金成本下行，进一步减轻企业融资负担；调整公开市场操作，灵活开展国债买卖操作，提升国债市场的流动性，加强市场流动性调节能力。
结构型政策层面，可创新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优化更有效的结构性工具，包括定向降准、再贷款、MLF、买断式逆回购、互换便利等，精准滴灌，提升政策工具的灵活性和针对性。
当然，政策空间的运用需坚守审慎底线，既要防范流动性过剩催生资产泡沫，也要避免结构性工具过度使用干扰市场机制，在“扩大政策效能”与“维护金融稳定”之间找到动态平衡点。
应对外部冲击，还有哪些政策组合可以尽快出？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政策应对需构建“财政 + 货币 + 产业 + 监管”的立体协同体系，强化底线思维与逆周期调节。
财政政策方面，可以继续加大中央政府债务规模，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负担；加大对民生、科技、环保等领域的投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进一步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和新增专项债发行进度等；持续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支持力度，并适当扩大补贴范围和品种；优化投资结构，引导社会资本加大科技创新、民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提升投资效益。
货币政策要在结构型工具上做足文章。在支持科技创新、扩大消费、稳定外贸等方面，推出更多对应定向支持工具，如加强服务消费信贷支持、优化出口承压企业融资条件等；探索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功能，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提升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同时，丰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如逆周期资本缓冲、动态拨备要求等，应对经济周期波动和金融市场变化；推动国际金融政策协调，推出更多跨境金融工具，并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与管理，促进跨境资本流动的平衡与安全。
产业与就业政策需同步发力。强化就业优先，尤其是加强对中小企业政策的支持，帮扶重点就业群体和青年创业，确保就业形势的稳定。在市场准入、财税优惠，以及金融支持等方面对一些新兴领域松绑，推广绿色消费和智能消费等新兴消费模式，鼓励创新和新产业发展，从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房地产与资本市场调控要注重“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如进一步优化限购政策的空间，因地施策，进行差异化调控，加大力度收购存量商品房转变为保障房和租赁住房，增加供给，调节市场供需，重点支持刚需和改善型住房需求；加快推进“类平准基金”制度建设，明确其法律定位与操作规则，完善类似中央汇金公司的角色，明确其职责与权限、资金来源、退出机制等，提供更系统、更有效的干预手段，为资本市场异常波动提供制度化稳定工具；通过中间价调控、发行离岸央票、调节外汇储备等方式，加大汇率调节力度，防范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确保汇率稳定。
总的来看，从去年9·26政治局会议之后一揽子增量政策，到此次一揽子金融政策的出台，它们都不仅是应对短期压力的“及时雨”，更是深化改革的“铺路石”。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宏观调控需立足当前“稳增长、防风险”，着眼长远“调结构、强根基”。坚持政策连贯性与工具灵活性相统一，才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制度支撑。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