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特别节目《多情的土地》第二集：《海丝上的木帆船》，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漳州月港中国帆船营造法式”在节目中展出。
从拥有百年历史的漳州月港造船厂中，我们似乎仍能窥见漳州月港当年桅杆林立、众帆如云的繁华景象。
一水中堑 环绕如偃月
漳州月港，亦名月泉港，因其“一水中堑，环绕如偃月”而得名。它与汉唐时期的福州甘棠港、宋元时期的泉州刺桐港和清代的厦门港，并称福建历史上的“四大贸易商港”。
月港作为明朝中后期唯一合法的民间海外贸易港口，不仅是美洲大航船贸易的重要起始港，也是大规模华商华侨闯荡世界的出发港。
商船从这里出发，可以抵达东南亚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一条途经太平洋、跨过大西洋、最终抵达美洲与欧洲的商贸航线。
明朝初年，政府颁布禁海令，撤掉市舶司，严禁沿海居民私自出海贸易，当时的海外贸易大港——泉州刺桐港走向衰落。
(明洪武)二十年，尽徙屿民，废巡司而墟其地。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而此时，位于九龙江下游的月港，外通海潮，内接山涧，水陆交通便利，经济腹地广阔，再加上其地处偏僻、管理松弛，逐步取代泉州港。到明嘉靖末年，月港逐步发展成为福建最大的民间海外贸易港。有史料记载：
漳州府龙溪县月港地方，距府城四十里。负山枕海，民居数万家。方物之珍，家贮户峠。而东连日本，西接暹球，南通佛郎，彭亨诸国。其民无不曳绣蹑珠者。盖闽南一大都会也。
——明·朱纨《嘉靖二十七年六月增设县治以安地方疏》
隆庆开海 旷世繁华
在月港村社内，一条与九龙江相邻的古街悠长而又平静。
今天看来，这条叫“豆巷”的古街虽沧桑窄小，却散发着当年海上贸易的盛世遗风。
历史为什么选择了月港？四百多年前，这里究竟是怎样的一幅景象？
或许，嘉靖年间的一场“反海禁”活动能作出解答。
当时，明朝实施严格的海禁政策、“片板不许入海”，但因利益驱使而产生的私人航海贸易，却逐渐兴起且日益壮大。
这种民间与官方的冲突，在多以航海贸易为生的闽浙沿海地区，表现得尤为激烈。
由于山多地少的现实状况，从宋元开始，闽南地区对海外贸易的依赖程度就较其他地区更高。明朝施行海禁政策后，闽南地区土地与人口的矛盾越发明显。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选择出海贸易。因此，民间的“反海禁”活动十分活跃和顽强。
当时，闽漳之人与番舶夷商贸贩番货，往往络绎于海上。“闽广之交，私蕃船只寒来暑往，官军虽捕，未尝断绝”。
嘉靖年间，福建巡抚谭纶曾在奏疏中写道：“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私通不得，则掠夺随之。”
嘉靖四十年(1561年)，月港爆发了著名的“二十四将”叛乱。
这些被称为“二十四将”的，实际是24位海商，都来自月港及其周边地区。这场叛乱波及的范围非常广，沿海地区的民众大都广泛响应并参与。历时四年，这场叛乱才终于被镇压下去。
虽然叛乱得以平定，但民众反对海禁的呼声却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消除沿海地区动荡的根源，明朝廷不得不作出妥协。
隆庆元年(1567年)，漳州知府唐九德议在月港设海澄县，割龙溪、漳浦两县地属之。
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议开禁例，准贩东西洋，得到批准。
从此之后，明政府部分放开海禁，月港成为了当时唯一合法的民间海外贸易口岸。
然而，“隆庆开海”最开始选择的地点并不在海澄县的月港，而是诏安县的梅岭港。
宋元时期，梅岭港既是古代两大国际贸易港——泉州、广州通往海外的中继站，也是漳州府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明初，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漳州海商不得不选择在“官司远隔，威令不到”的非官港的梅岭港进行贸易活动。
明代学者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中记载，海澄设县之前，漳泉人下海通番，多集中在诏安的梅岭。
然而，梅岭港的繁荣与富庶，引起倭寇、海盗的垂涎与掠夺。据《诏安县志》记载，嘉靖三十七年至四十四年(1558—1565年)，倭寇吴平据守梅岭，四处掳掠，势甚猖獗。这七八年间，也是梅岭港备受倭患骚扰最严重的时期，梅岭的海上贸易活动日渐衰落，对外贸易的商船开始向月港迁移。
所以，张燮在《东西洋考》中说：
先是发舶在南诏(即诏安)之梅岭，后以盗贼梗阻，改道海澄。
另外，作为一个内河港口，月港的出海口在厦门(时称中左所)，官府仅需在厦门设立验船处，就可以对进出商船实行监督，这更加便于统治者管理。
月港从此风生水起，逐渐出现繁荣局面。
海上贸易的繁荣，最直接的体现便是港口码头。从月溪河口沿九龙江边一路向西走去，短短一公里内，饷馆、路头尾、中股、容川、店仔尾、阿哥伯、溪尾七座码头遗址依次排列。
不同码头的功能又各不相同。比如中股码头主要用来搬运豆饼，路头尾码头是外船在内港的停泊处，阿哥伯码头是船舶接受驻军检验的停泊点。
古码头背后是月港曾经繁华的城镇。因为日益增长的商品贸易，促进了月港独特城市面貌的形成，现在的帆巷古街和临江古街还可以依稀窥见其明代建筑风貌。
四方异客，皆集月港。明万历年间，月港繁荣达到了顶点。
这一时期，从月港起航的船只遍布东西二洋各国，通往世界各地的贸易国家和地区多达47个，贸易航线有18条。
当时，西班牙、菲律宾马尼拉和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之间的航海贸易被称为“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这一航路沟通了美洲、欧洲和东方世界，促进了沿途各地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往来。而月港则连接起了“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航线中马尼拉(菲律宾)、阿卡普尔科(墨西哥)、塞维利亚(西班牙)等重要港口，成为东南沿海与东西洋之间的贸易中心和交通中心，是当时从中国经马尼拉(吕宋)至美洲、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启航港。每年从月港进口的货物有116种，征收船舶税占福建省税银大半。
2008年，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发现一幅让世界为之轰动的中国明代彩绘地图《明代东西洋航海图》，地图以“海洋”为中心来描绘世界的明代南海航海图，令人惊奇的是，航海图上许多条曲折的航线都指向月港。
月港的繁荣也促进漳州的茶、糖、水果等农产品、加工制品、纺织品、陶瓷器等畅销海外。此时的漳州城俨然已是一个手工业发达的城市，出现了“百工鳞集，机杼炉锤”的繁荣景象。
无数的生丝、瓷器、茶叶等中国货物从这里装载上船，分赴东西洋，最终辗转到达美洲、欧洲。
其中，最大宗的出口商品是丝绸和瓷器，产品供不应求，价格“时时腾贵”。
当时，漳州的纺织业相当先进，漳纱、漳绒为漳州名产。据地方史志记载，这些产品“皆极精美，价颇昂”，不仅为海内推崇，且颇受海外欢迎。由月港出口的瓷器，除了来自我国南方的著名瓷器产地，如江西景德镇等，还有漳州本地所产。明代漳州的制瓷业很发达，平和南胜、五寨等皆有窑址，生产主要是为满足外销的需要。
同时，大量的番银、番薯、花生、玉米、烟叶等舶来品也从月港引入中国，推动中国和沿线国家更深入地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之中，增进了亚、美、欧三大洲人民的文化交流与情感融合。
“海禁”开放所爆发出的变革力量影响深远，大批月港海商抓住历史机遇，主动走出国门，向海而生，拥抱世界，这是中国古代海洋贸易史上壮观的一幕。
月港的繁荣与兴盛，再次打开了中国通往世界的大门。
白银丝路 “天子南库”
月港海外贸易的兴盛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中西方货币交流高潮，大量的外国银圆源源不断地流入，对主流货币、赋役制度等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月港海外贸易中，无论是葡萄牙、西班牙抑或是日本，始终处于贸易逆差地位。美洲和日本的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成为当时全球经济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马尼拉的第三任总督桑德在给罗马教皇的信上提到：“我只是相信，中国人对我们的贸易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墨西哥银圆和当地的黄金。”
而当时的福建巡抚徐学聚则更直截了当地说：“我贩吕宋，以有佛郎机银钱之故。”
从1567年到1644年这段时间，从漳州月港流入中国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白银总量的四分之一、全国的一半以上。
无怪乎明朝右佥都御史周起元都称颂月港为“天子南库”：
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
——明·周起元《东西洋考·序》
1567年，明政府颁布诏令：“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者，止许用钱。”
这一时期，白银成为民间最通行、最可靠的交换货币，也是当时市场流通的主要货币，在中国货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由于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到了万历年间，张居正顺利在全国推行以征银为主要特征的“一条鞭”法，赋役折银，扩大了货币在赋役中的比重，促进了明朝赋役制度的改革。
文化传播 交融互利
随着精美的中国商品涌入西方，欧洲掀起了一股持久的“中国热”，欧洲人迫切地想要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1575年，西班牙传教士马丁·德·拉达在九龙江出海口中左所上岸，探访福建沿海的风土人情，购置大量中国典籍带回马尼拉，根据在福建沿海的所见所闻写出《中国纪行》一书。
10年后，一生未曾踏足中国的西班牙传教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完成旷世巨著《中华大帝国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清晰地出现在西方人的眼前，福建沿海独特的人文风情引得西方人怦然心动。对此书帮助最大的，正是马丁·德·拉达的《中国纪行》和带回的那些中国典籍。
随着月港海外贸易的兴盛，大量闽南人到达海外，自然地也把闽南的文化传播出去。
在语言方面，今天欧美地区将茶叫成“Tea”，是根据当时漳州话发音而演变来的；菲律宾的他加禄语有几百个词汇来源于闽南方言。如Bihen(闽南语米粉)、Hebi(闽南语虾米)、Pansit(闽南语扁食)等。
月港在参与世界大航海时代“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同时，也创造了“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交往、文明互鉴的不朽传奇。
明末清初，由于海盗骚扰、战争破坏、清廷海禁“迁界”，加上港口淤塞难以停靠大型船舶，月港开始急剧衰落，海外贸易逐渐被26公里外的厦门港取代。
当年沸腾的现场如今已是繁华落尽。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当年月港的繁盛景象。
月港在特殊的形势下应运而生、迅速繁荣，又在悄然间退出历史舞台。尽管月港半个多世纪的鼎盛时期在历史长河中只是惊鸿一瞥，但其推动的大帆船贸易、白银时代却在世界贸易史与中国贸易史上留下不可抹去的一笔。
如今，月港在“一带一路”的时代号角下再次被唤醒，地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核心区，月港正在迎来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