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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绍振评诗书大可:情境错位中的自洽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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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1月02日 12:00:37 来源:中新网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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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可,原名张镇顺,笔名张正,号奇书斋、奇壶堂等。1975年生于闽南诏安县,是中国奇壶•书刻、汉字第六体•奇书、中国寿山石•书刻的创始人。

  中新网福建新闻1月2日电 “天泽之履——大可艺术巡回展”,1月3日将回到知名艺术家大可(原名张镇顺)的家乡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举行。在该展开幕前夕,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外文论学会常务理事的孙绍振撰文评论大可艺术实践。

  孙绍振教授的评论文章《诗书大可:情境错位中的自洽行径》全文如下:

  在当下,生存意境与表达冲动之间,有双重的错位。

  第一个是生存意境概念化、诗意化与现实情境的错位;

  第二个是表达语言的文本化、模拟化与个体生存感知的错位;

  这两个错位,借用古典诗歌与书法语言来说,一是“格律式书写”,一个是“临帖式创作”。借用这两个“词汇”,用以说明两种状态,前者是可批量生活模式,后者是可批量的创作模式。

  大可似乎是这两个“词汇”的解构者。

  一方面,他自投罗网式地,背负起了双重错位的制作者形象;

  一方面,他又对这样的错位表现出无所畏惧的亲近与把玩心态;

大可的中国画作品《清香》。

  因此,他大大咧咧地做两件事——

  有一天他抱一大梱日记给我看。我吓一大跳,每一则都是用他自己鼓吹的毛笔“草篆”书写,而且是古体诗。“一日一诗书”,自从三年前“大可诗生活”开启以来,没有一天肯落下。这些日记还不一定写在纸上,有的用斧头、钻子、凿刀劈在砚台和茶壶上。

  这一点我特别震撼,前不久我的得意门生谢有顺曾经感慨,中国的书法家,全都在写古人的诗和格言,好像自己一辈子甘于没有思想似的。而我则补充曰,昔日为书者皆能为诗,今日为书大都不能为诗,中国诗书画一体之传统,谁能继之于万一?

  大可在这个时代可能是有思想的,不是一般的思想,而是自己的思想,他把思想不仅能化为诗,同时又能化为书法。他的字,是他诗意的外化。书法家们都讲究法度,讲究来历,来自碑者,来自帖者,一笔一画各有其师从。也许他看来,拘泥于来历,忘了诗,精于法度者,章、草、篆,各有家规。大可不甘为成规所囚,乃又草又篆中求得自己的独特的生命。

  眼前的大可不是一个,是两个大可。一个是试图进入传统情境中去的、操持古体诗的大可;一个是把持刀笔凿劈汉字的大可,那架势,怕是要杀出一条活生生的大写的“奇”路来。

大可奇壶:宜钧釉熟刻。

  《一日一诗书》,主要包括两部分:诗和书。

  大可写的诗是古诗,严格按平仄、对仗、押韵(“平水韵”)来写现代生活(称“大可诗生活”);书则信手拈来,一挥而就。不做作、不刻意、不勉强……与一般意义上的“创作”大不相同,看似随意,实则法度谨严:其中以行书为主,杂以草、隶、篆、楷诸体,值得一提的是,题目皆以其独创之“草篆”体,特别醒目。何为“草篆”?大可在《大可草篆•诞生记》这样写道:“让‘草书’和‘篆书’结婚,生个小孩就叫‘草篆’。”

  大可行书走的是“碑帖结合”的路子,主要以“二王”为根基,结合北碑……结体稳中求险,少了些呆板,多了些灵动;用笔柔中带刚,转折并用,信手拈来而法度自在……章法更加“随意”,这是一种境界。与印在书上(多数是小品形式)所不同的是,原作多“长卷”,慢慢展开而书卷气扑面而来……

  这样看来,大可就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孩子,每天安安静静的上课,却实际上天马行空地开起很大的小差。正因为这样,不小心将自己置身于两难境地去,这注定是双重人格的孩子——一个善于捣乱的乖孩子。

大可奇壶:紫砂熟刻。

  双重人格,就有挑战性的双重的张力。

  他闯荡当下与传统的边境,是与野蛮博弈;

  他让自己回归精神的故里,是与庸常博弈;

  先说与野蛮博弈。当下的群体性的野蛮往往还达不到离经判道的高度,多数是世俗化耍流氓而已。这个时候的大可,将自己的表里进行了一番汉唐人的格式化,一边是过着汉唐人的日常起居,一边把玩五言、七言,律诗、绝句,长短句,这些都按套路来,不是玩一把就肯罢休的家伙,是每天的柴米油盐和酱醋茶酒,每一天的日常季候、节气、冷热、风雨……

  这个情境下的大可,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古典形象,没有一点的流氓气,让很多文化流氓对他又恨又不好意思恨。

  同时,就是这么个每天写柴米油盐的大可,又以一丝不苛的精神与庸常进行着不屈不挠的纠缠。

大可的作品《中国印:立春》。

  一年一千多首诗,他想干什么呢?他把其中每天一首当作“一日一诗书”,他不是为了哪一首出名,是用每天一首诗当作一块一块的秦砖汉瓦,一直不停地往高处垒起来,构建他的精神故里。

  这是一件无与伦比的野蛮式斯文。

  这一切都是为了给一个双重错位的现实,铺垫自己的回归途径,他当然不肯回归一片废墟式的荒凉,他是想要有一个殿堂可以登基,可以坐一坐屁股底下的江山。

  这是一件无与伦比的澣墨式匪气。

  一个同时跟野蛮与庸常博弈的人,身上难免兼具流氓气与书生气。

  因此,寻求错位中的精神自洽,是大可正在遵循的最庄重的逻辑。

  首先是因果自洽的逻辑。

  是两个“因”共同迁就一个“果”。形成大可书法成就的,是从小乐此不彼的书写训练,书法上对历代碑帖的用功,是必以其可以假乱真作为自己的起点。另一方面,一个整体的吸收与酝酿,必然产生强烈的表现欲望,这个欲望后来越来越明确定位为“大可语言”的追寻,尽管一开始,这个语言形象的独特性并不纯粹,可以看到若干当代的“时尚技俩”。

  其次是形象自洽的逻辑。

大可的《一日一诗书·丁酉卷》节选之三。

  文字功夫是从长篇大论开始的,见诸媒体的大可论书,大可论诗,大可论壶……其气象与他的“楷、行、草、隶、篆”一锅烩套路相似,这都是他个人的“自我塑形”策略。

  这个策略有了一个自我简化的过程。文采上的纷繁框架,简化为日常形象的自我寻访,一副寻找自在的“我”的目标慢慢浮出水面。书写上则是直接面对矛盾冲突最剧烈的草与篆,理出一个和解的思路,逐步折腾出个“草篆”来。

  形象自洽,正是从错位的两极中去寻求平衡。

  再次是性格自洽的逻辑。

大可的榜书作品《福》。

  形象自洽,最终要寻到自我人格。这个性格是以一个动态的书写作为性情表露的。大可早期是崇尚笔墨造型的,但慢慢过渡到了节奏造型,即从固定形到不定形的蜕变,从而完成了书写性格的一次自我解放。正是这个书写性格的解放,大可的日记式诗书才淡定出台,才可以将那个很小很小的“属于柴米油盐的我”放进那个自我构建的无限大的“故园”里去,用每天看似“重复”的书写,去成就一个别人无法相信的“自在”与“自安”。

  或许,自在与自安,是错位时代的某种关键词。

  听说大可不论搬到哪,他的住地都命名为可安居。我觉得,可安居是他与现实最大的一个自洽行径。他的诗与书就是从那里长出来的,是有根的作物。而“可安居”这个作品的内涵,并不比他的诗和书小。(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