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仇广宇
发于2026.3.16总第122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1942年10月24日凌晨3时，被称为“天才史学家”的张荫麟在贵州遵义停止了呼吸，那一年，他只有37岁。多年后，他的学生王省吾依然记得他送张荫麟出殡时的情景。他回忆，那是可怕的一天，遵义的风刮得很大，荒山孤坟的场景，让人倍感凄凉。
在文史学圈之外，英年早逝的张荫麟或许不为大众所知。不过，他的著作和成果却流传于世，被不少大家与读者称赞。他撰写的《中国史纲》，以轻松流畅的文字记述了东汉初年之前的中国历史，至今仍受到学术界的青睐。此外，他在宋史等领域的研究，也有其开创之功。
2026年最新出版的《张荫麟传》的作者之一、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家齐提到，在民国，张荫麟曾备受陈寅恪、钱穆等名家的认可，他的早逝是史学界一大损失。“他的智力水平非常高，如果能多活一些年，成就可能更高。”曹家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个出身清华，对历史、哲学、文学多个学科都有深入研究的“通才”，在短短37年的人生中，完成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学术成就。虽然他的人生旅程过早结束，令人唏嘘，但他的成就和思想，依然在当代产生着回响。
兼备新旧思想的史学天才
1923年，年末的一天，学者梁启超在他的中国文化史演讲课堂上掏出一封信，询问“张荫麟是哪一位？”，一位面孔稚嫩的青年起立致敬。他就是当时18岁的张荫麟。梁启超在课上当众回答了张荫麟在求教信中的疑问，对他的质疑精神表示肯定。日后，他也对这位学生勉励有加，夸赞他“张君之才，殆由天授”，仿佛天生就适合做学术。
其实，当时在清华园中，张荫麟已经声名鹊起。1923年9月，《学衡》杂志发表了张荫麟的学术处女作——《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其中，他针对梁启超提出的“《老子》可能成书于《孟子》之后”的观点，有理有据地作出反驳。这篇文章的老道、严密，让读过的人都以为，它可能出自一位老教授之手。
此后，这位“天才”在七年的清华生涯中，不断震撼着身边的人。在《学衡》《燕京学报》等杂志，他不断发表科技史等领域的论文。另外，他也不间断地在《清华周刊》《东方杂志》《大公报·文学副刊》撰写关于读书、文学的文章。除了质疑过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老师梁启超之外，他还曾在历史学家顾颉刚提出“疑古”之说时，就引证西方史家的分析方法，反驳顾颉刚观点中的不合理之处。尽管当时他还未出国留学，但文章已经能做到旁征博引，视野贯通中西。文章中展现的中英文功底，也都令人惊叹。
《张荫麟传》的作者之一、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李欣荣研究张荫麟已有二十多年。在他眼中，在群星闪耀的民国学术界，张荫麟身上的光芒依旧明亮耀眼。因为他是一位难得的、受到当时学术界新旧两派人物一致认可的学者。“他能够做新的学问，可以敏锐地引进外国史学的理论方法。但同时，他也能够做细致的考证考据，研究一些旧的东西。”李欣荣如是说。
这种兼具新旧学、贯通中西方思想的能力，也为日后张荫麟撰写代表作《中国史纲》打下基础。1941年，张荫麟撰写的《中国史纲》第一册正式出版，之后该书便不断被再版，时至今日，仍是畅销的历史普及读物。李欣荣提到，《中国史纲》到目前为止，在海内外可能已有几十个甚至近百个版本，包括各种编辑形式的简体版、繁体版、彩插版、注音版、讲义版、典藏版、合辑版等。
成书于80多年前的《中国史纲》，为何能够历久弥新？其原因就在于，张荫麟在这本书中大胆脱离了枯燥的学术语言，运用通俗的白话文和“说故事”的方式，流畅地进行历史讲述。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曹家齐认为，《中国史纲》的高明之处，在于张荫麟可以把深奥的问题，用简易的语言表达出来，而且表达到位。“他对修通史的看法不是停留在理论上，而是把它彻底地付诸实践。”他说。
在编写《中国史纲》时，张荫麟对编写史书的方式做了深入思考。他认为，撰写通史，必须有出色的历史想象力和艺术才能。他也认为，撰文者不要过多在原文中引证原始材料，以免影响读者的阅读和理解。于是，在他的苦心努力下，《中国史纲》脱离了流水账一般的历史记述，只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轮廓，气势磅礴，并颇具时代感。
张荫麟感慨，当时抗战正酣的中国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于是在自序中写道：“若把读历史比于登山，我们正到达分水岭的顶峰，无论回顾与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广阔的眼界。”在他的笔下，古人的行为也可以用现代的眼光进行审视。比如他认为，孔子是一位“深造的音乐家”，墨子则把音乐当作“应当禁绝的奢侈”。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原本是“一个没有梦想的人”，也因此没有什么突出政治理想。
完整的《中国史纲》，本应该由张荫麟带领吴晗等学者合作完成，但由于种种原因，其他学者都没能完成自己的部分，只有张荫麟的这部分最终成书。不过，张荫麟对修通史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得很全面。他清晰的梳理和计划，对后世的研究也有所贡献。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家齐提到，在现代学术界，张荫麟最早构建了宋史研究的叙述体系和学术框架，对一系列研究议题有“发轫”之功。当代比较热门的南宋社会史等话题领域，在他研究中早就有所涉及。
张氏在18岁时就能反驳梁启超的观点，30多岁撰写通史，成果比肩钱穆、吕思勉等大家，还能惠及后人。颇为自负的哲学家熊十力曾赞美张荫麟“兼精哲史”，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历史学家陈寅恪也曾夸赞，张荫麟是“清华近年学术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钱穆更是感慨，如果不是张荫麟早逝，建设中国“新史学”的大业，或许就要由他来完成。
“素痴”
张荫麟去世后，他的好友兼师兄、哲学家贺麟对他的回忆，真切动人。二人在清华读书时，因为喜欢听梁启超的演讲而结识，成为挚友。不过，他们的友谊总是充满了争论和情绪起伏。有段时间，贺麟在《清华周刊》任总编辑，张荫麟则主持该周刊的“书报介绍副刊”。虽然贺麟担任总编，但张荫麟总是毫不客气，把贺麟的作品批驳得体无完肤，气得他只能将文章撕掉重写。
他们喜欢讨论问题，也总有意见相左之处。有一次，张荫麟因为和贺麟意见不合，一气之下拍了桌子，手磕到钉子，血流不止。贺麟只好请他吃花生，以示歉意。不过，在这样古怪的交往方式中，贺麟反而确认了和张荫麟的终身友谊。他认为，张荫麟的性格，是“对文字认真，对朋友直爽”。他愿意和这样坦诚直率、能给出实际建议的人结交。
张荫麟能够这样尽情挥洒才华和性情，与早年的人生际遇有关。1905年，张荫麟出生在广东东莞一个富庶的家庭。他家境殷实，父亲是教育界人士，酷爱藏书，对身为长子的他要求很严。在这样的培养之下，他有了扎实的国学功底。因为广东是当时的革命之乡，孙中山、梁启超都是广东人，新思潮、新思想在当地也相当流行。就这样，青少年时期的张荫麟，对新思潮、进步杂志也有所涉猎。这些，都是他日后能够融汇旧学与新思想的基础。
这个17岁的稚嫩少年，很早就开始开眼看世界。也正因此，当他在1923年迈入清华的大门，就读留美学生预科班的时候，他的见识才能迅速地超越同龄人。7年后，他结束预备留学的清华生涯来到美国，公费就读斯坦福大学。不过，他没有选择历史学专业，而是攻读哲学和社会学。至于原因，他曾在给好友、历史学家张其昀的信中提到过。他称，自己毕生将以国史为志业，学习哲学、社会学，不过依然是为史学研究做准备而已。
贺麟回忆，1926年夏天，他去美国留学的前一晚，张荫麟曾和他住在一起，两人又为一些问题争论不休，颇为尴尬。但第二天，张荫麟主动交给他一首赠别诗歌，作为送行的礼物。诗中写道：“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贺麟非常感动。他觉得，是张荫麟这些话中的力量，让他能够在留学时坚守方向，摸到学问上的门道。
这样强烈的个性，在朋友看来是一种非常吸引人的张力，但在不熟悉的人看来，却可能是清高孤傲的体现。张荫麟所发表的那些文艺评论，也是文如其人地犀利、直白，丝毫不顾及名人、名家的脸面。1929年2月，他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评论，称当时名声极盛的冰心、苏雪林不过是“有著作的女子”。认为作家的水平好坏与性别无关，名字后面也不应该加上“先生”“女士”作为后缀。这是他对当时文学圈流行的“美女作家”说法的一种批驳。
他自号“素痴”，有醉心于学问之意。他的同事兼好友、历史学家吴晗说过，张荫麟脸上有一种“专心一致，心不外骛”的神情。他只专注学问，不通人情世故。不过，学者们也都知道，张荫麟的人品、修为都值得信任，也依然愿意和他展开合作。《张荫麟传》的作者之一李欣荣认为，不熟悉的人会觉得张荫麟很孤僻，但熟悉之后会发现，他有着很强的合作精神。他能编辑好副刊，能组织编写历史课本，能和意见不同的贺麟、顾颉刚、吴晗等人都保持良好的关系，都说明了这一点。
在朋友们的讲述中，张荫麟“孩子气”的行为还有很多，很多都与读书、藏书有关。1933年，他取得硕士学位，从美国归来，次年回到清华担任历史和哲学系的老师。根据吴晗的回忆，张荫麟在清华园的书房架子上、桌子上、椅子上、地板上，到处都散落着图书。他也曾不顾脸面地从吴晗的收藏中“抢书”，吴晗也只能由着他去。因为这样的行径，很多同事叫他“书呆子”“文昏公”。
而在学术之外，对于生活与爱情，张荫麟也展现出过分感性，乃至任性的一面。1926年7月，张荫麟的父亲去世，他回东莞奔丧，也开始挑起家庭重担，寻找一些兼职。回乡之后，他担任过著名藏书家伦明的女儿伦慧珠的家庭教师。结果，他对这个文静的女子一见钟情。多年来，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他都一往情深地给对方写信。但伦慧珠一开始并不予以接受。
张荫麟的执着、固执开始在爱情中展露，这段单相思也一度成为他的心病。比他年长的同乡、学者容庚，也曾劝说他要有识人之明，尽早了断，他听了进去。没想到，形势逆转，1930年，他在美国时，伦慧珠开始和他通信，谈起恋爱。回国之后，两人顺利结婚。为了爱人，这位“书呆子”也一改作风，变得体贴入微。友人曾回忆，他们相聚时，张荫麟发现伦慧珠身体不好，总是头晕，一贯不注意生活细节的张荫麟，居然能够掏出提前准备好的药品给她。
看起来，“书呆子”张荫麟也会因为爱情而改变。可惜的是，得意时尽欢，失意时落寞的心性，已经为张荫麟埋下了生活的隐患。
隐没尘烟
1934年之后，张荫麟迎来了短暂的春风得意时期。那时他受聘于母校清华，和伦慧珠成立了小家庭，并得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推荐，担纲起组织修订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重任。可惜短短三年后，平静的生活就画下句号。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清华园也面临炮火威胁。当时，张荫麟南下到浙江大学讲学，妻子儿女则回到东莞老家躲避。他走得匆忙，连书斋里他珍爱的那些图书和教科书稿件，都只能大致交代好友处理。
乱世中谋生，对张荫麟这样专精于学问，不思考生计问题的“素痴”性格，是一大挑战。从浙大离开后，他曾到长沙、东莞停留，最后才到昆明，任教西南联大。辗转谋生的抗战烽火中，他的个人生活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昆明，他独自居住在欧美同学会，因为生活冷清、孤独，他与老朋友容庚的女儿容琬产生恋情，陷入了混乱的情绪纠葛之中。
后来，张荫麟决心解决问题。他拒绝了容琬，接伦慧珠和家人到昆明团聚，但聚少离多的两人早已经出现矛盾，无法长期相处。在昆明，两人经常大吵大闹，甚至需要邻居调解。不久后，这段浪漫爱情也以离婚告终。
张荫麟的身体也开始拉响警报。他不喜欢娱乐，生活俭朴，唯一爱好的就是美食。他身材微胖，自称一个人可以吃掉一只鸡，水果也可以一口气吃两三斤。他有时写文章写到半夜，工作结束后又大吃一顿，生活上没有规律可言。1940年，张荫麟到当时位于遵义的浙江大学就职。一方面是为了散散心，一方面也力图在新的岗位上做出一番事业。1941年，张荫麟撰写的第一册《中国史纲》正式出版，他与张其昀一起成立了“思想与时代社”，继续此前未完的修史事业。
肾病的阴影很快笼罩了他。战时缺医少药，他得不到良好的医治，身体每况愈下。1942年秋天，当好友贺麟带着名医将抵遵义的时候，他已经无法再醒来。当时，他刚刚增补过的《中国史纲》新版本尚未出版，多年来心心念念想撰写的“哲学概论”，也成了无法完成的梦想。
去世前，常常有同事和学生听到他痛苦的呻吟，但有时还在诵读《庄子·秋水》，并相信可以永生。他或许知道，如文章中所言，自己穷尽一生，只是“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生命这道难题，是天才如他，也无法解答的。
参考资料：《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陈润成、李欣荣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张荫麟传》，李欣荣、曹家齐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6年版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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