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6年2月20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6∶3作出终局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依托《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推行的全球关税政策违宪。这一裁决并非普通的贸易政策合法性诉讼，其引发的冲击波正蔓延至美国宪政秩序、选举政治与经济治理层面，成为观察当下美国内政演化的典型案例。
判决书在开篇即提及宪法第1条第八款关于国会拥有征税权的明确规定，表示征税权是美国“整个国家结构赖以建立的一项伟大权力”，关乎国家的生存和繁荣。而本案的核心争议，正是特朗普政府对IEEPA的扩张性解释和越权使用。
2025年2月至4月，特朗普援引IEEPA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并对全球127个国家和地区加征所谓“对等关税”或“芬太尼关税”，而IEEPA在1977年出台时的立法初衷，仅是授权总统在紧急状态下实施金融类制裁，并未出现“关税”等内容。特朗普以此法为其大规模对外征税背书，实质是以行政令架空国会核心立法权，实现总统权力边界的任意扩张。在多数意见书中，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明确指出特朗普这样的做法存在越权行为，表示“总统声称拥有单方面征收数额、期限和范围均不受限制的关税的特殊权力。鉴于这一权力的广泛性、历史背景和宪法语境，他必须明确指出行使该职权的国会授权”，而IEEPA并不满足该要求。
更值得玩味的是投票阵营，特朗普第一任期提名的戈萨奇和巴雷特大法官，与自由派大法官形成多数共识。戈萨奇在协同意见中警告，行政机关具有天然的权力扩张倾向，若允许总统通过模糊法律文本攫取国会核心权力，将动摇三权分立的宪法根基。因此，此次裁决表面上是最高法院在为总统以国家紧急状态绕过国会征税权的行为按下暂停键，从根本上则是通过为行政权力画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试图实现权力制衡体系的自我校准。
这份裁决不仅使特朗普政府遭遇了法律挫败，更在重塑2026年中期选举前的政治版图。裁决公布后，特朗普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宣布实施15%的全球临时关税，以极端化操作对冲裁决影响，试图维系其用以吸引民粹基本盘的政治利器。但与IEEPA的无限期授权不同，第122条的临时关税将在150天后自动失效，除非国会投票延长。这意味着7月下旬可能出现极具风险的“关税悬崖”，引发大规模立法博弈。彼时距中期选举结果出炉仅三个月，国会议员须就此问题表态，会成为选战前的焦点话题。
目前，国会两党陷入夹杂撕裂与共识的复杂博弈。民主党将裁决与特朗普执政以来的恣意妄为联系起来，把政府已征收的1750亿美元关税定义为“非法加税”，指责其加重民众负担，并计划推动国会听证，将贸易争议转化为对行政失当的追责，使该议题成为共和党甩不掉的选举包袱。共和党内部则分裂为“宪法派”与“保护主义派”两大阵营：麦康奈尔、兰德·保罗等议员公开赞赏裁决对行政权的约束，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猛烈抨击判决，甚至公开攻击支持裁决的大法官。对于2026年参选的共和党候选人来说，是继续迎合与支持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还是顺应司法裁决和多数民意发声或保持沉默，成为他们愈发难以逃避的两难选择。
此次裁决公布数小时前，美国个人消费支出(PCE)价格指数显示同比通胀率仍高达2.9%，远超美联储2%的目标。在民生可负担性成为选举核心议题的背景下，关税正是拖累经济、推高物价的重要原因。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2.2%，为202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中四季度年化增速更大幅放缓至1.4%。从这个意义上说，裁决结果对美国经济增长具有正面效应。
同样，裁决也通过关税税率变动直接影响民生成本。据耶鲁预算实验室计算，IEEPA关税生效时，美国平均关税率达16%，创1936年以来新高；裁决后回落至9.1%，并将在临时关税实施后回升至13.7%。整体看，由于关税大部分由美国进口商买单，直接推高了美国消费品价格，其中家居、家具、餐具等民生品类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多项研究表明，裁决有助于减轻美国家庭每年数百美元至上千美元的负担，也能帮助依赖进口的企业降低成本、增加投资，并在宏观上增强美国经济政策的稳定性。
然而，这些利好存在的前提是“违宪关税”不被其他政策所替代，这与特朗普政府目前通过其他法律途径重启关税和调查的尝试大相径庭。同时，裁决未触及的非法关税退款问题，也可能因为特朗普政府不配合而陷入长期诉讼和烦琐程序之中。这些都意味着裁决结果只是美国贸易政策的阶段性节点，后者的未来走向仍充满不确定性。
美国最高法院试图用一纸判决守住宪政体系的底线，却未必能弥合国家的深层裂痕。政治极化、经济撕裂与民粹政治交织的背景下，这场纷争和博弈远未到落幕之时。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