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当地时间7月3日，在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今年1月以来的第六次通话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俄领导人的这次对话，给出了颇为负面的评价。
“我们通了电话，谈了相当长时间。我们谈了很多事情，包括伊朗问题。我们也谈到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谈了之后我并不高兴。”特朗普对媒体说。
这次通话是在美俄领导人“面对面会晤”迟迟未定的情况下进行的，时长约1个小时。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通话后披露，特朗普在通话中再次强调俄罗斯和乌克兰“尽快结束军事敌对行动”，普京则表示俄罗斯不会放弃一直以来的目标，要求“解决导致当前局势的根本原因”。
有趣的是，乌沙科夫还提到，两位领导人讨论了“文化外交，特别是电影交流”，但美方对此未置一词。
“普京把俄美关系视为多维度的战略问题，乌克兰问题不是唯一要点。但特朗普想在俄乌停火问题上实现自己的‘胜利’，在他看来，美俄合作不能先绕开乌克兰问题。”正在北京参加2025年世界和平论坛的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前总干事安德烈·科尔图诺夫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道。
科尔图诺夫今年刚卸任在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的职务。他曾在苏联外交部、俄罗斯科学院工作，担任俄罗斯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国家杜马国际关系委员会顾问等职，2011年被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任命为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总干事。
科尔图诺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美俄对“特普会”的期待依然很高，希望能有实质性成果，“这不是一般的领导人会晤”。他认为，“最好的情况”是在8月之前举行峰会，否则时间越久，特朗普越可能失去耐心，并被其他政治议程分散注意力。
在特朗普和普京通话的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讲话称，特朗普和普京是“完全不同的人”，但“在俄罗斯，只有普京才能做出决定”，所以他呼吁领导人们直接对话以实现和平。
此前一天，美国国防部暂停了包括“爱国者”防空导弹在内的部分对乌军援物资供应。美方称这是一项“局部”政策，并不意味着美国停止对乌援助。但《基辅独立报》披露，乌克兰政府在武器停运前完全没有收到事先通知，而特朗普此举只是因为“对乌克兰问题失去兴趣，将资源集中到中东”。
“特朗普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1月以来，特朗普和普京已经进行了6次通话，双方多次表示要“见面聊”，但美俄领导人会晤至今仍未实现。这是为什么？他们还愿意和对方举行会晤吗？
科尔图诺夫：首先我们要明白，俄美双方希望在这次领导人峰会上产生一些切实的成果。双方过去有失败的经验，特别是在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普京和特朗普曾在2018年夏天于芬兰赫尔辛基进行了“特朗普1.0”时期的第一次俄美领导人峰会。当时人们期待这次会晤能成为两国关系的转折点，但事实是，会晤结束后没多久，美国就开始对俄罗斯实施大规模制裁。
所以，对俄美双方来说，处理俄美领导人会晤，不像处理一般的领导人会晤那么简单。双方都很有兴趣，都明白俄美之间的很多问题，不通过最高层级的会晤是解决不了的。但在具体过程中，双方都会表现得非常谨慎。
当然，峰会也不能拖得太久。我个人认为，最好的情况是在8月或8月之前举行俄美领导人会晤，如果推迟到秋天，可能会有额外的政治风险，因为特朗普可能会被他议程上的其他重要事项分散注意力。
《中国新闻周刊》：美俄领导人会晤确实需要较长时间的准备，但过去几个月，特朗普已经多次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两人的关系显然有了很大改善。特朗普还多次会见欧洲领导人，后者一直在试图说服特朗普支持乌克兰。如果美俄领导人会晤继续“等”下去，特朗普会不会改变对俄罗斯的看法？
科尔图诺夫：特朗普确实可能会改变主意。这倒不仅是因为他和泽连斯基及欧洲领导人的会晤，更重要的是特朗普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泽连斯基和欧洲领导人会尽最大努力说服特朗普改变对冲突的看法，但关键在于特朗普能不能看到解决问题的机会。如果能看到实现和平的希望，他就会为之努力；如果他一时看不到，他就会转向其他地区问题去实现自己的外交“胜利”。
所以，我曾多次指出，对俄罗斯来说，这里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我们不能让特朗普感到失望，但也不能对他的要求作出太多让步。
对于两位领导人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普京把俄美关系视为一个重要的、多维度的战略问题，涉及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战略稳定、经济合作、潜在的联合投资项目等方面。对普京来说，乌克兰是俄美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唯一要点。所以普京一直在提出多元的方案和建议，试图与特朗普在不同领域实现合作。
但特朗普关注的是乌克兰问题。或者说，对特朗普而言，外交政策就是一连串的交易，每一个合作伙伴在某一个时间段内可以达成一项他感兴趣的交易。比如和欧洲交易时，他就关注国防开支问题；和伊朗谈判时，他就关注核问题。
现在，和俄罗斯接触时，他就关心能不能在乌克兰问题上取得“胜利”——不是普京的胜利，也不是泽连斯基的胜利，而是他特朗普可以昭告天下的“胜利”。他对于美俄联合投资感兴趣，他对于北极问题感兴趣，但对他来说，美俄合作不能先绕开乌克兰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虽然领导人会晤尚未举行，但最近几个月，美俄高层接触频繁，美俄之间的二轨接触是否也比去年同期更多了？
科尔图诺夫：是的，在特朗普再度上台的背景下，美国方面有更多的“可以做点什么”的乐观情绪。最近一个时期，我们不时接待来访的美国知名学者或前官员。他们以私人身份来到莫斯科，试图探索机会。我不想高估这些会晤，因为它们大多属于非正式的私下接触。但无论如何，当“一轨”(官方)亮起绿灯时，“二轨”(民间)就会更加活跃。
北约的衰退是长期趋势
《中国新闻周刊》：在最近这次和特朗普的通话中，普京再次强调要解决“导致当前局势的根本原因”，俄方“不会放弃这些目标”。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北约。对于美国是否曾做出“北约不东扩”的承诺，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今年接受我刊采访时说，美方在和苏联政府的谈判中提出的是北约不东扩的“假设”。他还说，如果苏联方面想要承诺，“他们会要求书面条款”。这种说法是否可信？这是不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犯下的一个战略错误？
科尔图诺夫：我不完全否认佐利克的说法，关键原因是当时没人想到北约会东扩。他提到的是1990年关于两德统一的美苏谈判。当时，对于北约不向统一后的前东德地区派驻军队，是有明确承诺的，这是关于两德统一的多边谈判中的核心议题，美苏双方都同意北约的基础设施及军事力量不会向德国东部部署。
我认为很难说这是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恐怕他当时即使在噩梦里也不会梦到北约东扩到今天的位置。我当时还是苏联外交官，我记得就在1990年，在两德统一后不久，有波兰官员在谈判中对我说，波兰正在考虑成为中立国。可见，在当时，不仅是苏联人，许多人都认为北约不会向东扩张。
需要补充的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方面已经正式提出了对北约东扩、对北约基础设施越来越靠近俄罗斯边境的担忧。但当时美方提出，通过北约的“和平伙伴计划”(PFP)，俄罗斯的担忧就会得到解决。之后，俄方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相关问题，但没有成功，比如1999年，各方修订《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俄罗斯履行了承诺，但北约成员拒绝批准修订案。在我看来，这是西方的重大战略失误，让莫斯科无法感到放心。再往后，北约-俄罗斯理事会(NRC)机制建立，这个机制本应消除双方对彼此的担忧，但事实上效率并不高。最终我们走到了今天。
《中国新闻周刊》：在最近结束的北约峰会上，北约各成员国承诺将国防开支增加到GDP的5%。不过，考虑到这是一项长期计划，欧洲领导人是否真的认为与俄罗斯的军事对抗是一个长期趋势，因此需要实现这一目标，还是说他们只是想暂时安抚一下特朗普，而不会认真对待这个长期计划？
科尔图诺夫：你已经指出这是一项长期计划，承诺的完成期限是2035年。而事实上，没有人知道未来十年欧洲、俄罗斯和美国会发生什么；没有人能确定俄罗斯和北约在十年后是否处于军事对抗状态。
所以，我认为，欧洲领导人们作出承诺，就是在安抚特朗普，表示“我们倾听并接受你的命令”。坦率地说，我无法想象大多数欧洲国家愿意在和平时期将国防开支提高到GDP的5%。欧洲存在太多其他问题需要应对，而且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只是由脆弱的执政联盟组成，可以预见的是，国防开支问题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欧洲各国国内选战的一个争议话题。
《中国新闻周刊》：没有人能预测十年后的事，但如果欧洲在未来一个时期不断增加军费开支，欧洲和俄罗斯的对抗是否会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换言之，在2022年冲突升级前被认为“脑死亡”的北约，是否可能彻底“起死回生”，而不是在俄乌停火后再次走向衰退？
科尔图诺夫：某种程度上，你说的有一定道理。我们可以把北约想象成一艘大船，即使船长下令它掉头或转向，它也会继续沿着原有航线前进一段时间。所以，无论北约在领导层面或者内部发生什么，自2022年冲突升级后作出的一系列决定和变化，都会有很大的惯性。这并不是说，战争一结束，欧洲国家就会回到战前对北约的“脑死亡”态度上来。
但同样不要忘了，北约是冷战的产物，是一个笨重而且昂贵的官僚机构。过去几年，美国试图扩大北约、将其“全球化”的努力并没有成功，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领导人就都没有出席最近的一次北约峰会。我认为，这是因为这些国家觉得，欧洲的问题让欧洲国家自己决定就好了。
与此同时，美国自身也在构建更多样化的同盟体系，比如“美日韩同盟”、AUKUS(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签署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定)以及QUAD(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美国并没有直接将北约模式搬到亚太地区，因为它也觉得北约模式太低效，无法对亚太的局势变化作出响应。所以，并不是说北约的“脑死亡”意味着美国不再注重同盟体系，而是说美国正在采取新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北约的衰退是长期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