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网4月18日报道(福建日报记者 林闻 廖丽萍)
掩映于高楼林立间，与中山路的车水马龙和文安小学的琅琅书声相伴，坐落于厦门市思明区钱炉灰埕巷的江夏堂显得格外宁静。这里，曾是清朝闽海关厦门口的衙署办公地，历经百年风雨，如今的江夏堂既是两岸黄氏宗亲的祖祠，也是城市文化新地标。与它相距不足两公里处，现代化海关大楼临海矗立。
与早就依靠海洋贸易扬名世界的泉州港和漳州月港不同，厦门真正站上世界贸易舞台的历史，不过300余年。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政府设立闽海关，厦门作为官方贸易港口的地位正式确立。
通舟楫之便，收鱼盐之利，行商工之业，自此厦门开始充当着中国看世界、世界看中国的窗口角色。
设立海关 专管对台贸易
海关与厦门的故事，还需从1683年前后说起。
清军入闽后，郑成功将厦门、金门二岛作为抗清和海上贸易的大本营。郑氏集团大力建造海船，通贩日本、吕宋、暹罗、安南等国，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也接踵而至，厦门一跃成为福建最大、东南沿海首屈一指的对外贸易港。
1683年，施琅平定台湾，闽海地区终于结束战乱，但问题也随之出现——多年战乱加上清政府实施的“禁海令”“迁界令”，使厦门一带遭受极大创伤，战后的休养生息刻不容缓。
出生于福建的施琅深知海外贸易对当地民众的重要性，于是，在平定台湾的同一年，他便奏请清廷开放海禁，将厦门划为福建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厦门志》有载：“台湾既入版图，靖海侯施琅请设海关。”
次年(1684年)八月，清廷派收税郎中吴世把前往福建调查，筹备开海贸易。经商讨，康熙皇帝于九月十四日(1684年10月22日)下旨依议，批准设立闽海关。《福建通志》载：“督理海关，清康熙二十三年设，初用满汉二员，分驻南、厦二口(即福州南台、厦门)。”
首任闽海关监督吴世把到任后，分别在福州南台中洲、厦门养元宫设海关衙署对外办公。
厦门港自此脱去战衣，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商业港口，其名声也日渐显赫。凭借与台湾一衣带水的地理优势，厦门港还获得了一个新功能——“主口对台”。
“自闽海关设立之后，闽海关会同地方官吏，对福厦泉与台湾贸易实行特殊管理。其主要特点是：福、厦、泉与台湾府的贸易，须在指定的口岸之间进行。”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连心豪告诉记者，厦门关设立之初便开设了与台南安平鹿耳港之间的对渡航线，这对海峡两岸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除了对台贸易，厦门关从建立伊始，对洋船的管理也格外重视。《厦门志》中记载：“凡外洋、渡台、南北商船出入，到关请验。米粟书籍免税，余皆照则例征收。其外来洋船，委员亲临封仓，按货课税。商船则遣人丈量浅深，计算多寡，分别征饷。自本地出者，挑赴正口大关报税，给青单放行，谓之出水。”可以看出，洋船出入厦门关所辖港口，专员应亲自到场，按货征税。
此外，厦门关除了负责查验出口商品、征收关税、稽防透漏之外，还对厦门的海外贸易进行全面管理，相关事务主要包括三方面：监督民间造船，管理出洋商船，利用关税手段执行一定的商品政策。通过设置海关，施琅等清廷官员较好地处理了其时开放与管理的关系，为巩固东南海防和恢复发展沿海地区经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往来于厦门的商贾贸易究竟有多火热？施琅之子，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在其奏报的“东洋南洋海道图”中标明了浙江往南到海南岛的一系列港口，在厦门港的对外航线中，则包含直航日本九州岛的东北航线，直航菲律宾吕宋港的南偏东航线，驶向安南、暹罗、马来亚等国的西南航线。通过这些航线，交趾的丝绢、金、红铜，文莱的珍珠、稻米、苏木，暹罗的稻米、玳瑁、象牙、燕窝、乌木、船料等被运进厦门，由厦门运出的则有丝绸、瓷器、茶叶等，商船上还时常搭载若干乘客，他们在侨居国定居下来，成为华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厦门港在全省独领风骚，多年占据全省第一关税收入的位置，被称为“闽海关第一口岸”。《厦门志》有载：“闽海关钱粮，厦口居其过半，年征税银十万五千余两，正额盈余归通关核算。”
历经风雨 海外贸易兴盛
厦门日益凸显的地位，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和重视。
《中英关系系年要录》第一卷提到，早在175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贸易首席大班毕谷就建议英国政府，立足广州贸易，兼顾厦门、福州，进取上海，试探宁波，打通华北通商的枢纽。
英商的贸易试探，引起清廷的警惕，随即清朝正式闭关。这一措施，使中国进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半锁国闭关状态，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
直到鸦片战争的枪声响起后，厦门作为商埠之一被英国人选中，拿到谈判桌上，要求清政府开通包括其在内的5个通商口岸。
1843年11月2日，厦门正式对英国及美、法等国开放市场，随之而变的还有海关制度。在《南京条约》中规定“英国商人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首次确立了“协定关税”原则，中国关税自主权自此丧失。
之后在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则进一步将关税税率固定为“值百抽五”，且未经列强同意不得修改。与此同时，从1854年起，以实行外籍税务司管理制度为标识的晚清新式海关，即洋关在各地陆续设立。
1862年3月，由外国人控制的厦门关税务司署设立，自此外籍税务司一直支配着厦门关的业务。晚清新式海关除开展监管、查私、征税和统计等四项业务外，还曾兼管、兼办国内税关、邮政、海务、教育等各种事务，参与、介入清政府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各种活动。
这一时期，厦门关也在新旧冲击中摸索成长。1873年，由于东南亚霍乱流行，厦门与上海口岸引入卫生检疫制度，同年7月，中国首个口岸检疫制度开始在厦门施行；1897年，厦门大清邮局创立，厦门成为中国早期开办官方邮政业务的城市之一。1911年5月30日，海关邮政业务交由邮传部正式接管……
厦门洋关时期，编制了大量的贸易年报、季报、月报等，并形成了1882—1941年的6个十年报告，报告涵盖厦门口岸经济、政治、军事和人文地理各方面，内容丰富详尽。
当时，从上海出发，经停厦门，最后到达香港的航线成为许多客商的选择。彼时的厦门关，遂成为福建全省最大的货物与人员出入境口岸。在此时期，行驶在各个航线上的帆船，运送的有当时从厦门出口的土产和手工制品，以及从英国进口的各种棉布、棉纱、铁、钢、槟榔，从马尼拉进口的水靛、胡椒、沙藤、大米等。其中最重要的商品之一，就是来自福建的茶叶。
闽南乌龙茶的历史，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与茶叶的对外贸易相关联的。厦门港被称为茶叶“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曾任职厦门关税务司的英国人包罗所写的《厦门》一书中提到：“厦门乃是昔日中国第一输出茶的港口……”
“从近代开始，厦门港的货物贸易逐渐从以瓷器为主，转向茶叶贸易。”连心豪表示，海关规则的改变为外国商品大量输入厦门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外国商人获取中国土产提供了便利，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大了对华市场的倾销。
改革扬帆 融入开放大局
从被动开埠，到主动开放，100余年海风海浪的洗礼，厦门港旧貌换新颜。40多年来，迎着经济特区、自贸试验区、金砖创新基地等国家级开放平台建设的春风，厦门海关以更加昂扬自信的姿态，站上世界舞台，成为参与全球贸易、链通世界市场、见证国际交流的重要窗口。
1992年10月，象屿保税区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此后，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等一批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陆续获批设立。保税监管成为厦门海关除了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通关监管以外的主要业务之一。
随着加工贸易蓬勃发展，海关保税监管从保税加工和保税物流监管，延伸出保税服务新业态，保税维修也成为厦门对外贸易新的亮点和增长点。
1993年，全球飞机维修龙头企业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落地厦门，占地1.64平方公里、当时全国唯一的民航维修工业区在此应运而生；1995年，厦门海关支持和促进厦门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开展保税业务。至2012年，汇聚了太古飞机等一批航空维修龙头企业的厦门航空工业区已建立起全国领先的全球一站式航空维修基地。
“得益于海关大量全国首创的政策，与国内其他航空维修业聚集地相比，厦门航空维修基地具有鲜明特点。”厦门海关二级巡视员王阳生说，厦门海关坚持以监管体制机制创新作为促进航空维修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特别是2015年厦门自贸片区成立以来，厦门海关充分利用自贸区先行先试的制度优势，在国内率先开展区外航空保税维修业务，累计推出9项航空维修自贸创新举措，其中7项获评全国首创，3项获全国复制推广。
在开放浪潮中奋楫扬帆，厦门海关紧跟时代步伐，承担起新的责任和使命。
“作为‘国门卫士’，在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贸易便利化的同时，我们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战略，打通港航贸一体化大通道，构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枢纽，推动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高效衔接。”王阳生说。
在厦门港东渡港区，海天码头前的“丝路海运始发港”牌匾熠熠生辉。2018年底在厦首开的“丝路海运”，是我国首个面向“一带一路”的国际航运综合物流服务平台，迄今命名航线已达132条，通达46个国家和地区的145座港口。
“货物通过海铁联运班列自江西抵达厦门，再搭乘‘丝路海运’班轮即可直航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上海新海丰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经理黄伟聪表示，厦门海关创新推出的多式联运“一单制”模式和进口提前报关货物“卸船分流”模式，让水陆物流各环节更加顺畅，加上进出境船舶申报全流程无纸化便利，使得船舶从预约登临到放行时长压缩了30%。
于改革中创新探索，于创新中深化开放。今日的厦门，集装箱班轮航线达180条，其中外贸线139条，内贸线41条；中欧班列稳定开行中欧、中亚、中俄3条国际货运干线；机场执飞国际(地区)客运航线26条，通航19个国家(地区)……构建起海陆空立体式、国际化的交通物流网络。2024年，厦门市外贸进出口超9300亿元。
开放，已然是镌刻于基因中的城市血脉。“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厦门海关持续聚焦提升自贸区开放能级、提升综保区发展质效、提升口岸开放水平，全力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王阳生说。
听海
扼守国门 威震海疆
□范陈春
在鹭江的波光里，聆听历史的足音。北宋的市舶司，开启海上贸易的篇章。月港的督饷馆，见证市井繁华的过往。闽海关厦门口，闪耀向海的希望。
鹭江之畔，海风轻拂，“厦庇五洲客，门纳万顷涛”，厦门海关静静矗立，凝望着海面上来往穿梭的船只，集装箱有序装卸，海关工作人员忙碌却有条不紊，现代化的港口设施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天风海浪间，海关坚如磐，见证城市的蜕变、岁月的流转，续写海洋文化不朽的诗篇。
海关，作为国家主权的象征，是国家的门户，是连接国内与世界的桥梁，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的海关文化源远流长。早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便出现了“海关”的萌芽。周王室及各诸侯国在边境及河津、陆路交通要道设立关津，有专门官员管理，负责进出关检查以及戍边防守等职能。秦汉时期，关津制度进一步发展，进出关需凭“符”“传”放行。唐显庆五年(660年)，在广州特设市舶使，唐高宗弘道元年(683年)设立市舶司。宋代，还在杭州、泉州等地设置市舶司。明代晚期，在漳州月港设海防馆，后改为督饷馆，负责管理私人海上贸易。清代1683年解除海禁后，设立闽、粤、江、浙四海关。1840年后，出现“新关”(俗称“洋关”)与“常关”并存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海关彻底摆脱外籍税务司控制，实现海关主权完全回归。
福建海岸线漫长，多优良港湾，是中国海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具有近现代海关职能的泉州市舶司设立，标志着泉州正式成为开放的国家对外贸易口岸。彼时的泉州港千帆竞发、万商云集，是“东方第一大港”。近代，随着《南京条约》签订，福州被列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861年闽海新关成立，之后福海关等也相继设立，福建海关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不断演变。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福建的海关文化逐渐形成，它蕴含着开放包容的特质。从古至今，众多海外商船带着不同地域的文化、商品汇聚于此，福建海关在管理贸易往来的过程中，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它也承载着开拓进取的精神，历代海关在保障贸易安全与秩序的同时，不断探索创新管理模式，为海洋贸易发展保驾护航。福建海关文化还体现了守护国门的担当，无论是古代抵御海上侵扰，还是现代防范走私、保障国门生物安全等，都彰显着海关守护国家利益的坚定决心。
如今，以厦门海关为代表的福建海关，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海关加强交流，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简化办事流程，提高服务质量，助力福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目标贡献更大力量。
从往昔的风雨，到今朝的灿烂，让我们共同见证福建海关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