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顺昌县后山路8号的城关临水宫，2019年底在其址凤凰山以东扩建玉皇殿时，从新开挖明代庙基的夹层中发现了孙悟空前身“紫衣秀士”形象的明代木雕神像，同时还发现唐代铜镜一面、明代道姑银质头饰一顶和明代闽王木雕一尊。施工中，又在凤凰山北发现一面清代墓碑、两尊宋元时期石制香炉和数块铭碑。如今，这些历史遗物皆被精心保存，成为城关临水宫的镇宫之宝。
这尊孙悟空前身“紫衣秀士”形象的木雕高79厘米、宽36厘米、厚33厘米，面目祥和、神态端庄，穿着中、晚唐时期流行的宽衣大袖常服，正襟危坐于二出头弧形圈椅上。其头戴黑色高头软脚幞头(又名折上巾)，身披宽袖式紫色圆领襕衫，足踏紫色六合靴，左掌平抚左膝，右手大拇指与中指相叩结着道印。
封建时代章服品色制度相当严格，自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肇始就有“五品以上通着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绿”的规定。《新唐书·车服志》亦记载：“是时士人以棠苎襕衫为上服。”襕衫在当时是士人、官员才能穿的上服。由此可见，今本《西游记》小说孙悟空的形象至少在晚唐人们心中是一名身披紫衣、颇具威严的士大夫。
顺昌考古工作者曾于2018年元月，在岚下乡黄墩村发现一尊孙悟空原型“白衣秀才”的木雕神像。这一原型最早出自《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载曰：茫茫黄沙中，前往西天取经的唐僧一行六人正为前路迷茫之际，迎面走来一位身着白衣、面带微笑的翩翩秀士。他神通广大、有胆有识，见玄奘迷路便自称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为助和尚求取真经而来。“猕猴王”主动加入团队后改称“猴行者”，取经七人组接着灭白虎精、伏九馗龙、祷告鸡足山……终于取得佛经657部返回长安。
顺昌城关临水宫发现的明代木雕形象出自哪里？顺昌县道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城关临水宫住持王三凤道长认为，孙悟空前身“紫衣秀士”的形象正是“丹霞大圣”的雏形。
《北京日报》刊登黄逸的《孙悟空的身上藏着许多原型》指出，今本《西游记》小说孙悟空原型是多源的，包含了英雄、探险家、魔法师、亡命徒、照顾者和老中医、士大夫等诸多前身，不同的前身可能来自不同的书写传统，形成的时间也不相同。
从清人溥儒所画《悟空降妖》中的孙悟空“猴行者”形象看就是身披紫衣的。清里人何求纂《闽都别记》“拓天换心认接面丈，丹霞出丑反送身面”中，描述了一位全身红毛的猕猴，原系隐士豢养，年久成精，到处为非作歹，犯下奸淫妇女的罪孽，被临水夫人陈靖姑抓住，阉去淫根，安顿于乌石山“宿猿洞”后改邪归正，进而修得法力无边，为人消灾祛难，显圣佑民，称为“丹霞大圣”。
《夷坚志》亦载，猴妖喜欢变化成美男子形象(唐《诗话》中的“白衣秀才”形象)，掳走并奸污妇女(元杂剧中的强抢凡间公主为妻)，被临水夫人陈靖姑降服后改过自新(临水宫出土的“紫衣秀士”士大夫形象)。《喻世明言》第二十卷“陈从善梅岭失浑家”，也讲述了陈从善被齐天大圣申阳公绑架的故事。
福建山民担忧猴妖还会作祟，就在八闽各地，诸如福州仓山城铺头“齐天府”(清人尤侗《艮斋杂说》载)、华林坊尾后岚里“齐天大圣庙”等地为其修建庙宇，把猴妖赋予人形并当作神明来祭祀(祭祀带来灾祸的邪神以祈其庇护)，其中以顺昌宝山之巅南天门双圣享坛内供奉镌刻有“宝峰齐天大圣”和“通天大圣”的元代墓祭冢式神位最为著名，成为当今海峡两岸、东南亚各地信众公认的大圣祖身。至此，猴神崇拜从最早的“祀厉”逐渐转变为“降福正神”，又被广泛地称为“(齐天)大圣”。
正一教净明闾山派福应雷坛第五代传人、江西龙虎山嗣汉天师府第三十代传度道人、顺昌县道教协会首任会长金能成道长介绍，道教作为本土宗教，拥有独特的传播体系和众多信徒，中华传统神话中的神仙一直都存在着变化，这种变化皆来自信徒心灵的需要。《孙悟空形象形成和完善探津(三)》指出，民间对猴神的崇拜应起源于恐怖。福建山多树多，古时猕猴盛行，《唐书》谓“汀郡多山鬼”，《唐韵》载“山魈出汀州”，《太平广记》亦载“所在山魈事，其云坐于檐上，脚垂于地者，今汀城夜中人时见之”，又载“大江之南地多山而俗禨鬼，其神怪甚诡异……江西、闽中曰‘木下山郎’，又曰‘山都木客’……人绝畏惧，至不敢斥言，祀赛惟谨”。
因对这类“山鬼”“山魈”“山都木客”的恐惧而产生的敬畏祭拜，属于道教“祀厉”范畴，也成为古闽越猴神崇拜的早期形态。从猴行者的“白衣秀才”演变成士大夫的“紫衣秀士”，不仅说明孙悟空的形象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得到提升，也标记猴神崇拜到丹霞、通天、齐天大圣信仰的演变路径，其内在驱动力就是民间从畏惧到祀厉、从祈福到信仰的心灵需要。
据了解，顺昌城关临水宫在其址扩建玉皇殿时，还发现了一面由正识寺和尚在清雍正五年(1727年)为“圆寂师祖最愚焸(xiǒng)公老和尚”立的墓碑，以及两尊宋元时期的石制香炉。《明一统志》卷七十七、《福建通志》卷六十三载，顺昌正识寺位于县治北，一名天湖藏院，宋隆兴年间(1163—1164年)初建，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重修。《顺昌县志》载，清道光元年(1821年)曾遭火焚毁，由住持僧正耀募化重建，后何时损毁无详记。
余钟纯《宝山寺“当今皇帝万岁”的由来》指出，顺昌宝山寺兴建于宋乾道九年(1173年)，重建于大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
两个寺庙兴建、重建的时间如此接近，又都发现了宋元时期的石制香炉；宝山之巅南天门上双圣享坛内，如今仍供有“宝峰齐天大圣”和“通天大圣”的元代墓祭冢式神位，而正识寺却已泯灭于历史长河。现今城关临水宫发现中、晚唐“紫衣秀士”形象的明代木雕与今本《西游记》小说孙悟空前身之间，似存蛛丝马迹的关系。
顺昌宝山寺迄今还供奉有龚志道、刘志达、杨志远“三济祖师”神像。相传，刘志达是唐末人，会昌年间(841—846年)居于七台庵(刘仙祖庙)，创立祈雨咒，“谨请七台山(位于大干镇慈悲、甲头村)上刘神者(即刘仙)，降龙伏虎大慈悲，狮子岩前(祖庙前显相)伏猛虎，舍枪树下降青龙。岩中修行四十载，刘公圣者展神通，七星圆月照天下，龙树昭彰入瑜伽，诸员官将来随护，除瘟破疫踏冤家。弟子一心专拜请刘公圣者来降临，神兵火速如律令”仍道传至今。
当时人们为“祀厉”祭拜所雕刻中、晚唐“紫衣秀士”形象的明代木雕，后因清时正识寺的损毁而深埋地底，数百年后又因城关临水宫的扩建而重见天日，成为人们探讨今本《西游记》小说孙悟空前身的重要依据。(林峥嵘)